音乐可以是通俗的也可以是晦涩的，但艺术是至尊的。

记不得这是我参与的第几张唱片，内心里曾经那种疯狂的对艺术对音乐的理想主义偏执在这个阶段已经变得微乎其微，我更愿意做一个outsider。我不是艺术家不是吴建京不是音乐人，我只是做一个产品包装的人。我尽可能地给出客观的建议，但这个过程是矛盾的，艺术是需要参与的，作艺术产品的包装同样需要参与，很多时候我只是从市场经验上从感官理解上给出我的判断，大部分都是吴建京自己来权衡。我很同意王广义说的，艺术本身是不能证伪的，艺术有它的至尊性，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是艺术的仆人，艺术自身是主人。这种东西很难说得特别透彻，艺术可能有点神学。

这张专辑的周期大概有十个月，我也是中间接手了吴建京这个人和这个case，交接给我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次微信是我在英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英国的一个山里正在去一个音乐节的路上，坐在和乐队的tourbus里，我和吴建京只是说了几句非常简短的话，回国后我们才开始有相对比较频繁的沟通和见面。前后三个版本，第一第二版里的《另一天》我能循环听上几十遍，有一天早上我给吴建京发消息，大意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感动我了。我偏爱旋律，不是说晦涩的我听不了，可能我比较俗，我觉得好的旋律能触摸人更深的内在。当然我也认同，把美的东西毁掉是一种超越。有一次我和林朝阳喝酒，我们在聊到丁薇的专辑的时候，他说得特别彻底，我就是要把美好杀死，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浑身有种解放的感觉，特别疯狂的八十年代感觉。后来我给杂志写了一篇稿子，最开始标题就用了kill the beauty，艺术家对艺术产品是有控制欲的，艺术界很喜欢用一些专有词汇来形容这种方式，叫做解构。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我觉得有点刻意，不如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打破。直到吴建京的第三版也就是最终版出来后，我隐约感到《就要到天亮》可能才是这张专辑里最好的歌，它写出了很多欲言又止的冲动，就是那种男女欲拒还迎的姿态。吴建京的歌词都非常朴实，没有那种空洞的造字和语句，有时候我觉得甚至有些简单，但他很有能耐的地方在于，这样的歌可能只能我来写，写完你就听，那时候你基本就忘了说这歌词不够丰满不够艺术家。可是为什么吴建京必须是我们理解的艺术家呢？我老家大桥下夏天里唱山歌的老人我觉得绝对也是艺术家，人天天抽大旱烟，可能一辈子都不抽万宝路，可是他们写的歌唱的歌都会被研究员把谱记下来。

做唱片本身是一件特别自嗨的事，但是它又很令人着迷，这是我的理解。因为唱片和演出不一样，听完唱片你是看不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反应的，你并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而演出不是，演出的时候，你能看到台下观众的各种神态，你能知道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当然要做一张市场化的经济化的唱片是可以看到反馈的，因为销量能告诉你一些信息，但那是另一种讨论区间。在我做主流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告诉团队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主题能打动大众，因为它的商业企图超过了它的艺术企图。而很多唱片不是，很多艺人也不是，群体化的特征会表现得特别明显，有很多不爱说话不爱接受采访不爱讨好媒体的艺人／乐队，它的魅力本身就是来自于这种拒绝，一旦他们打破了这种拒绝的姿态和习惯，他们的受众群体化就没了。我很欣赏的吴建京身上的一点是，他大多数时候是理性的，偶尔感性偶尔也很左右摇摆，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不愿意说吴建京是个艺术家，非要形容的话，那就是一个理性的艺术家。

身份是特别重要的部分，身份决定了你是谁？在现阶段，我只是在自己的身份里平衡，吴建京也是，他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要在音乐人的身份里里平衡与家庭的关系。我不再自己做label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我发现自己比较难平衡我要市场价值还是要音乐价值，那么我索性去到一边，不去计较另一边。也许未来有一天我受到什么感召，我可能又回到另一边做那些当下看不到大价值的长尾玩意，但愿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人。

一张专辑会有怎么样的未来呢？其实当一件作品出来后，它的命运就交出去了，市场经济以后都说是就是市场来说话，但其实我觉得艺术品部分其实是社会来说话，任何艺术产品都有它的社会性。这个社会性可能是当下的，也可能是长尾的，关键是我们的体验感，我们是否心无旁骛的在实现目的。如果是为了讨好市场的，那么就要心无旁骛地讨好市场；如果是为了实现艺术上的造诣和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就要一心一意地陈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