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es or Aron ?

勋伯格对《出埃及记》（Exudos）的“篡改”，其用意之深远堪与 Wagner 对 Gotterfried von Strassburg 的史诗之“篡改”相提并论，甚至更胜一筹。

莫扎特的歌剧，举重若轻，常常在戏谑中揭露世间百态，把许多本来很悲哀很无奈很丑陋的事，处理得轻松幽默，使得观者每每会心而笑。勋伯格的这部歌剧恰恰相反，他将人性中最荒唐可笑、最愚蠢无聊的一面（那些在奇迹幻象面前窃窃私语、做着自以为是的幼稚推理的人群，和在饕餮饱醉、戕戮淫乐的“庆典”上疯狂愚昧的人群！），以撕裂心肺的痛苦笔触，鞭辟入里、极尽夸张地展示出来，不由人不掩卷太息。这恐怕也是现代音乐在表现、挖掘人文主题深刻内涵方面的优势使然。

在这部歌剧里，摩西代表纯正的“理性”，是浩浩乎不可言传的“道”（the Word），堪称理想主义的精英人物，他拒绝神迹、拒绝表象，笃信真正的真理只能在心中体味，笃信只有靠朴素坚定的信仰才能接近和理解上帝，怀疑渺渺群氓是否真的能够凭藉其苍白无力甚至荒谬绝伦的妄想来理解和信奉上帝的“道”，在这个浅薄恶俗、物欲横流、偶像崇拜的世界中，他自然不幸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而亚伦所代表的，则是人类自然舒展的“感性”一面，是“人性”试图领会、把握“神性”的努力和热情的化身，也许他才是这部作品中真正悲壮的角色，因为他一方面感摄、震服于那不可言说的“道”的伟大，另一方面，他又深深地理解和同情他的同胞、那些普普通通民众的愚钝与软弱(“我爱他们，为他们而生，想要慰勉他们”) ---- 尽管他们只能理解和相信看得见摸得到的偶像，只能听命于能显示明白的神迹、带来明确赏罚奖惩的神明 ---- 并以他们能理解的、平易的方法引领他们走近“唯一的神”，以“理性”的光辉，照亮他们悲惨无助的生活和贫瘠脆弱的灵魂。

---- 他们是命中注定要带给彼此以苦痛、以无休止的矛盾冲突的奇妙的一对！

他们第一次的会面，便是初步的争斗，然而那是怎样美妙的争斗：理智与情感相互吸引缠绕又彼此分离对抗。

他们第一次并肩传道，便是初步的胜利，那是怎样奇异的传道：“思想”与“形式”交相辉映，一方匮乏的，另一方便及时补给；一方迂拙的，另一方便轻松接过。然而那同样是怎样美妙的争斗！---- 对探求真理的灵魂的方向指引的危险争夺！

摩西前往西乃山上领受十诫，亚伦的弱点便首次暴露出来。从前他蒙神感召，向民众展现种种神迹，无非是想保有他们的热忱，以期假以时日，他们能够慢慢悟道 ---- “上帝不期望孩子去理解成人尚且难以领悟的”。那时因为他真诚感悟于“道”，其“感性”才善于鼓动民心。但他毕竟缺乏对“道”的本质的真正理解，而惯于以野火般充沛的激情，将“道”装饰化、实用化，而今这“感性”的“形式”暂时脱离了“理性”内涵的支持与约束，在民众中危险地泛滥，尚未超脱俗欲的灵魂一旦冲脱了冷静理性的控制，心智的平衡必然就此打破。结果他只有无奈地屈服于滔滔众民杀气腾腾的拜物欲望，以玩具般的偶像顺应民意，平息他们的怨咎（尽管他的让步，也蕴涵着莫大的嘲讽：那被顶礼膜拜的金牛，本是用拜神者自己的饰物铸就）---- 横亘在平凡匮乏的灵魂与上帝之“道”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大，亚伦想要以一己之力，做沟通二者的桥梁，自然力不从心，然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显出其悲剧英雄的本色。

可怜那痛苦的摩西，因持有了至高的真理，却反而因此再也无法与世人沟通，无法得到他们的认同，不仅忍受着时刻奔突于胸膺之中、却又无法传达的理性之火的煎熬，还要忍受着他所不屑一故的江湖把戏般的“劝道”表演的亵渎：“上帝啊！你不可喻知的上帝！”

然而这个拒绝神迹、拒绝偶像的摩西又能如何？亚伦一针见血地对他指出：“你以口中的话语使金牛消失，你所行的无非也是神迹；而你手上拿着的法版，岂也不是区区色相？”摩西无言以对，绝望中摔碎了石板，欲求上帝解除他这份无望完成的责任....


---- 也许理性与感性的结合，真的是人力所不能及的神圣目标，也许只有上帝 ---- 他“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五节）---- 方能化去二者之间难以逾越的隔阂，因为他正如同音乐 ---- 这至高的艺术，同时是“道”与“象”，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是融合了“理性”与“感性”的纯粹知性---- 终极的智慧。

Horace Walpole 尝言：“生活，对于思考者是喜剧，而对于感受者则是悲剧。”麻烦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既是思考者，又是感受者。每当我们抬眼仰望星空，自然慑服于真理的美丽；低头俯瞰大地，不禁悲悯尘世的浮躁；偶有心高气傲敢于扪心自问的，却又往往力不从心。

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凭藉其不完美的心灵接近真理、感悟真理而又不曲解真理，在黑暗中，以我们生而污秽的探索之指，触摸上帝的衣袍而不玷污其神圣？

是相信头脑，还是听从心灵？

这是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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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行文近末，读到CD小册子里 Paul Griffiths 的文章，其中恰好也有一节的标题与本文的题目相同，分析了勋伯格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方面，出于哲人的天性与信念，他执着于维护“理”的纯粹性，不欲为博听众的浅薄的欢心而美化其作品必然艰涩的乐思；另一方面，出于艺术家的天性与责任，他又要倾传其所感之“情”与世人，所以便有了这部本身就是矛盾体的作品----真正的“摩西与亚伦”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