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易@胡兰成网的音乐

早在李志来青岛的两周之前，演唱会的信息就发在“豆瓣”网上，很快引起岛城文艺青年和老青年的关注。这个原定只售100张门票的活动仅网上报名的就达到134人。人们更多的还是吃惊：李志还真要来了吗？ 这是一场全国巡演，名为“单刀赴会”，也的确名副其实。2月27日晚，李志穿着套头衫，拎着琴箱，穿过等候的人群，挤上舞台，没有一个随行人员。他的大眼镜闪着光，后面是略带疲惫的双眼，身后的背景是切•格瓦拉的头像。他怀抱吉他坐着，调弦，轻声向大家打招呼。然后便开口唱歌。 “你不相信我/也不会再说/宝贝/随便吧/随便吧/我想和你在一起/直到我不爱你” 这是他的《和你在一起》。节奏舒缓，很深情，也很无奈。他的声音比CD上更具磁性。那张沉着的脸，让人想知道这个1978年出生的男人到底经历过什么。李志的歌让我想起张楚，一个应经算过去的人，只是他更沉郁，调子也更灰暗。 李志这个人并没有太多传奇，出生在江苏常州的农村，高中时弹吉他，到南京的东南大学读书，后来退学，游荡在南京的各个酒吧和琴行，兼职做民谣吉他教员。李志出过三张专辑，分别为《梵高先生》、《被禁忌的游戏》和《这个世界会好吗？》没有企宣，没有公司，主要靠音乐爱好者口耳相传，所以销量也是寥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志感动了大江南北的许多人。他的《梵高先生》被认为是2005年末最温暖的声音，人们记住了这个有点俗气的名字：李志。 “谁的父亲死了/请你告诉我如何悲伤/谁的爱人走了/请你告诉我如何遗忘/不管你拥有什么/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青岛的演出现场，站在我前排的是一对从北京赶来的情侣，旁边的小伙子则从潍坊过来。他们一边听歌，一边把手里的家伙对准李志，以便录下一段又一段视频。《妈妈》、《暧昧》、《青春》……李志一首又一首唱歌。他显然有些累了，上午刚从成都飞抵青岛，次日还要赶赴大连。关羽单刀赴会留得千古风流，李志没有青龙偃月刀，他的宣传海报上是一把类似于电影《国产凌凌漆》中的“杀猪刀”。一支又一支红梅烟并不能感受他的倦意，他抓起随身带来的矿泉水瓶喝水，润一润已经唱裂的嗓子。 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但组织得比较混乱。原来声称只卖100张门票的“自由古巴”，最终涌进了200多人。空间不够就撤掉桌凳，花了40元门票的人进来只能站着看，要坐旁边的卡座居然要求“消费满500元”，相当一部分观众没看完演出就退场了。岛城作家安东看完演出后说：“李志很棒，但酒吧太惟利是图，现场混乱影响了效果。而且在‘自由古巴’居然根据是否有钱决定有没有座位，真是荒谬！”李志对本次演出的场地只打了3分。 结束后，李志和歌迷在外面拍照。周围的人渐渐散去，他戴上套头衫的帽子，一转身就消失在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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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来青岛了。这个盲歌手，弹着琴，在国王头像酒吧引发起一场民谣狂热。 周云蓬在靠墙的座位上幽幽地唱。他的大墨镜闪着光，长头发遮住了三分之一的脸。周围是200多个听众，酒吧挤满满的。他们是喜欢和听说过周云蓬的人。有人听了周云蓬的歌，觉得好，就把朋友拉来一起听。 周云蓬的人安静，周云蓬的歌忧郁。有时说心事，有时讲故事，有时什么都不讲，只是唱诵，似天籁之音，又似冥冥中的咒语。 周云蓬这个过客，带来了不一样的夜晚。清爽的海风越过松林，穿过岁月，轻轻吹拂这个城市。迷恋与迷茫缠绕在一起，吹散了，落在沙滩上。“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 没有窗亮着灯，没有人在途中，我们的木床唱起歌儿，说幸福它走了。 我最亲爱的妹呀，我最亲爱的姐呀，我最可怜的皇后，我屋旁的小白菜。 ——《不会说话的爱情》 8月9日晚9点，新沂路11号的国王头像酒吧，周云蓬青岛散啤弹唱会开始。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据说是因为周云蓬的歌和散啤的共同处：1、不贵；2、新鲜；3醉得快；4、醒后头不痛。 200多人聚集在酒吧里，听传说中的周云蓬唱歌，心怀激动。大家被他的歌感动着，那么多人挤着，却不吵闹。他们一起喝散啤，轻轻地碰杯，不怎么说话，脸上都带着笑。 唱一会，周云蓬就和大家一起喝散啤。我一位朋友羞涩地要求和周云蓬握手，老周同意了。后来朋友又后悔，该拥抱一下的。那天有姑娘喝高了，一遍遍叫着“周云蓬我爱你”。 周云蓬的歌的确很醉人，我是此前领略过的。2007年春节前，在一位朋友家喝酒，对音乐迟钝的我第一次听到了那首《不会说话的爱情》，便很快便喝醉了。然后有几个小时沉迷在这首歌里。那天我记住，唱歌的人叫周云蓬。 后来才知道，每年周云蓬都要来青岛住几天，他喜欢这里清凉的夏天，还有青岛啤酒，好喝。他本来就是个爱酒的人。 就在演唱会的前两天的夜晚，我在台东的一家啤酒馆见到周云蓬，坐在靠墙的位置，大墨镜，长头发，说话声音不大。场面有点江湖聚会的感觉，我们一起行酒令，干杯的时候，我的酒杯总是碰在他的扎啤杯靠近把手儿的一边。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和一个盲人干杯。 周云蓬看起来很随意，那种坦然就像坐在家里，也许这就是四海为家的感觉。 周云蓬走过的地方多了，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是辽宁人，1970年生，父母都是沈阳铁西区工人。15岁开始学吉他，25岁开始以街头卖唱为生。“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在湖南，周云蓬遇到了今天的好朋友——同为民谣歌手的小河。在西宁火车站，他请一个被骗了钱的小姑娘吃饺子。这样的事情很多。后来，周云蓬从沈阳来到北京圆明园附近的一处“废墟”住下来。白天扛着音箱、吉他去海淀图书城门口卖唱，到了晚上，就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家，如果收成好一点，他会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在酒肉香中憧憬未来。 也有朋友说：“周云蓬，你能活下来真是奇迹。”如果天晚了，他又找不到人指路，就睡在路边，天亮了再找人指路回家。 孩子们梦见自己的小孩，老人们想着自己的奶奶，只有中年人忙着种粮食。 长出来又衰败，花开过， 成尘埃，成尘埃。 长出来,成尘埃, 花开过，成尘埃。 十年流水成尘埃，十年浮云,成尘埃。 ——《空水杯》 8月10日晚7点30分，周云蓬在漳州路的学苑书店举行了另一场弹唱会。书店老板张亚林是他的好朋友，来听歌的也都是些爱书的人。 周云蓬读了很多书，我们聊天时，从米兰•昆德拉到艾伦•金斯堡，再从史记到《般若波罗蜜心经》，他说得很有性质。周云蓬一度深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萨宾娜，对于媚俗深恶痛绝。“以前一直在想一些终极性的问题，现在只想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细节”，甚至爱情他也不想谈论，“我更关心的生活”。现在周云蓬喜欢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周云蓬住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一个院子里，这是他流浪十年后的住处。院子有几十平米，两课大树把院子遮住，有疏疏落落的阳光。这是他喜欢的环境，月租750元。 每天早上5点，周云蓬起床，练一会琴，写点东西。周云蓬喜欢“看”新闻，只是他的方式和普通人不同。他打开电脑，用快捷键找到要上的页面。他的电脑中有一套盲人专用的软件，如果光标落到哪里，哪里就会自动读出声音。 “有电脑真好。”周云蓬说，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找人读书给他听。再往前，他会给人做按摩，用按摩赚来的钱雇人读书给他听。21岁，他开始写诗，曾创办民间诗刊《低岸》。 周云蓬“看”到了很多刺痛心灵的东西。他在2007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中国孩子》，主打歌这样写道：“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他还写了一首《买房子》唱出了新世纪房奴的心声。当然，他不做房奴，也买不起房子。 很多人觉得这样有名的歌手会很有钱吧，其实不是这样。2003年，周云蓬出了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被人用5000元一次买断。有人觉得他卖太便宜了，他却认为能让更多人听到他的音乐就很高兴了，至少比放在家里强。 2008年底，周云蓬计划推出他的第三张专辑，他还没有签约公司，所以只能自己做经纪人、乐手、歌手和唱片推销员。“出专辑本身是赔钱的，能不能赚回来要看能卖多少张出去。”2007年，他在中国27个城市巡演四十余场，推销自己的《中国孩子》，这张专辑也被入选南方周末2007年度音乐致敬的入围作品。 周云蓬获得了很多奖项。他还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08年度的12个青年领袖之一。这都让他感觉鼓舞。现在，他也很看重音乐方面的专业评奖，他民谣正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他渴望得到更多的肯定。 Q&A 一个形而下的人 Q：你最脆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A; 生病或者没钱。 Q：你担心精神上的痛苦吗？ A; 不担心，我担心的痛苦都来自外部。 Q：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A;《史记》，里面有汉唐气象。 Q：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A; 我现在是个形而下的人，关注现世的生活。 Q：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A;没有。如果非要说的话有很多，比如“活着真好”、“青岛啤酒好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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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孩身份驳杂：清华才女、硕士学位、诗人、作家、乐队主唱、知名杂志记者……还有一度搅得沸沸扬扬的、黄健翔的PK对手。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标签下，传媒众生喧哗的噪音中，清越飞扬曲水流觞的文字外，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吴虹飞？ 我们深夜长聊了两个小时。她的声音清纯却尖利，她比谁都明了自我与爱憎，却又亲身演绎着自己歌中所唱的黑色幽默： “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她以为，这样可以变得丰满一些性感一些/她以为，这样可以到电脑公司上班/她以为，这样可以变得酸酸的不被别人吃掉/这么笨的苹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笨的苹果……” 我也学“屠龙术” Q：你如何看待从事的职业？ A：讨厌死了。 聊天时，吴虹飞给人感觉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当然，这样讲应该不对，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位名记者，——那可是一个经常抛头露面、挺枪跃马的角色啊。 吴虹飞很努力地工作，写采访提纲，整理录音，通宵写稿。她说刚刚采访了电影《铁西区》的导演王兵。“他是个特牛X的导演，电影入选了戛纳最佳华语单元。开始他不接受采访，说采访后就不能做朋友了，我费了老大劲才说服他。”她这样平静地叙述，不带一点沾沾自喜。她做记者纯属偶然，2003年的10月，一个朋友受命于新京报之创刊，邀请她给文化版写专栏。后来文化副刊的负责人说，何不来做记者呢？ 这个她真是没想过。但那时她刚离开学校，在一个国营出版社不知所云地做校对，混日子。她就去面试了，很心跳。当初去新华社的网站应聘，她误以为普京是一个中国女作家的笔名，一时传为系里的笑柄。她想肯定通不过了，最后还是做了记者，做据说最不好写的人物专访。新京报的口述“个人史”，始于吴虹飞和她的同事。 她因为容易慌张，经常口不择言。比方说，和艾未未聊天，她问，请问“鸟巢”（注：应为“国家大剧院”）建立在长安街上你有何看法？他看了我一眼，说，鸟巢不在长安街上。她大窘，就问了一个自以为很保险的问题，艾青是你爸爸吧？艾未未就有些讥讽地说，他其实是我舅舅。 然而她确实是媒体圈少有的才女。郑渊洁隐居十年，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吴虹飞一出马便让他金身告破。她写的《郑渊洁：一个著作等身的文盲》，让几乎所有知道郑的人都拍案叫绝。她要采访马晓春，人家不接受，她只好拿出自己写的关于李银河稿子。马晓春一看就惊讶了：这文字写得太老实了。 后来，她所在的杂志遇到难缠的角色，就让她去采访，她有点木木地，答应下，又往往手到擒来。用马晓春的话来说“吴虹飞是一个很‘笨’的记者。有些记者只要问几个问题，就能编出一篇长文章来。她不是这样的。也许正是因为‘笨’，有些不容易采访到的人，却坐到了她面前”。 她有点担心地说：“我只能做一对一的采访，人一多我就紧张，就可能憋红了脸说不出话来。” 两个月前，王朔对她说：“我是学屠龙术的，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她笑笑，想自己也是学“屠龙术”的，却偏偏要她当个小记者，却也只好如此了。 出书是件很傻的事 Q：你能说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吗？ A：温饱。爱慕虚荣。 说聊天，就是因为那天的采访一度进行不下去，琐碎的细节总是旁逸斜出，而变成相互的诉苦。 也许是因为同行，也许是因为对文字的热爱，我们容易抛开了心理距离。去年“黄健翔开骂”事件，让她很受伤，这些她已不想提。她说，第一次发现这个社会居然那么势利的人。有时她写的人物稿子杂志不发，因为“知名度太小”，她也会对主编拍桌子“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啊”。 她的职业是记者，有时却两个月写不出一篇稿，一个月收入不到两千元。她说很多同事的文章写得好，讲到自己却连说“不合适”。“有的人对文字天生的，写什么文章都行。我呢，就得写自己喜欢的文章才行……” 她说，她不想当记者了，太难了，她已经几乎不能写作了，不能唱歌了。 她还要写作，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她出了很多书，《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失恋日记》、《木头公仔》、《征婚启事》……从2003年开始，她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本小说或者文集问世。2006年，她推出了访谈录《这个世界好些了吗》，由白岩松，马晓春作序。她说，今年还会出一本《名流》，也是访谈类的。 她是“高产作家”。但她很肯定地说：“我以前出的书不好卖吧，谁能读懂啊，也就卖一两万册，不是畅销书，一本也就赚一两万块钱。”“出书是件很傻的事，太傻了，可是还要靠它换生活费和房租。” 她常常谈到钱，因为她一直都在缺钱。她也对外些专栏，接受约稿。有天，“我丧心病狂地写了12篇专栏。如果能够卖出去，这个月就够了。我最后觉得我这样的人实在是很无聊”。 她用最不擅长的一面，和主流接洽，努力和人们对话，她并非人情练达之人，访谈没有什么寒暄。她不会坐公共汽车，忘了给电表加电，一天只吃一顿饭，永远害怕去银行和邮局，找不到洗衣店，就在恍惚之间，完成许多五号字体，都不忍心多看一眼。所以她的访谈录才会有个名字——这个世界好一些了吗？ 她在新浪网上的博客，点击率已经接近200万，文字直抵人心，如同冰或者刀锋，让人想起那个远行的诗人顾城。5月13日晚23时51分，她又一次更新了博客。无论多忙，多累，她都会上去写点东西，她觉得这是“疗伤”。这半年，她频频写下佛家里的三毒“贪嗔痴”。她说，六祖慧能悟道了，比谁都懂得慈悲，但他只能逃走，因为有人要杀他。 蝴蝶不能自由地飞翔 Q：你的个人、国家、人类的梦想是什么？ A：我想做音乐，做得特牛X，先天性牛X，还不愁吃的。 一个声音纯真无比，文字干净、透明的女子，忽然会爆几句粗口，这实在是非常刺耳。不过，考虑到和我聊天的是一位摇滚乐青年，我努力让自己习以为常。 阿飞姑娘，“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已经出版摇滚唱片《小龙房间里的鱼》和《幸福大街》两张唱片，这是摇滚人士熟知的名字。一个已经有着8年在酒吧放歌的女子，她有杀伤力。在她的歌声，你能听到令人惊异的形态，乖张与沉静、放纵与节制、暴戾与温驯、凶猛与脆弱、诅咒与从容、华丽与淡定集于一身，她的童音却又夹杂着欲望，足以穿透一切。 我看她还在清华读书时，电视台给她拍的专题片。几分钟的片子，她几乎没有笑容，那样沉着而冰冷，同学形容她唱歌好像“用玻璃刮骨头的声音一样”。1999年9月，因为曾经对一位乐手的爱恋，她组建了“幸福大街”。一个吉他、一个鼓、一个贝司，另一把吉他她自己弹。她还要一边上学，一边在网站打工，一边骑自行车去很远的地方排练。他们一直这样地下着、贫困着。她说：我深深为我的乐队和隐忍的乐手们为荣。 4月13日，她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无名高地酒吧做了演出。“排练的时候好麻烦，因为吉他手不在了，我自己弹一个琴，结果我很久不弹了，手都疼了！我经常对着电脑写稿子，写的晚上睡觉脑袋是疼的。根本就不在状态里，唱得也不好听。” 她说，乐队已经可以收支持平了。有时也会搞个巡演，“就是在酒吧演出，风险都是乐队承担，卖出多少票，然后乐队拿提成。”有一次，乐队从上海、苏州、杭州巡回演出回来。一共拿了10000多一点，扣除路费一人800，每个人就剩不到1000了，她没住旅馆，比乐手多挣了400块钱。 她常常很矛盾，为了做音乐，她去做记者、写书，然而这又在扼杀音乐的灵感。她坚信自己的乐队非常好，说“知道吗，你说喜欢我的歌我最高兴了”，有时又会说“这个乐队是没前途的，只有我这样的人，没有了希望的人，才愿意留下。死嗑没用的，我的才华早就没有了”。 她过于早慧，在歌唱中已经世事洞明，现实中却又愚拙无比，浑不知生活的逻辑。 那一夜，她在台上高唱着《蝴蝶》，歌声在北京的黑夜里盘旋： “有谁知道蝴蝶在用黑色的唇歌唱/有谁知道蝴蝶夜里她们在哪里游荡/有谁曾经真心真意爱上一只蝴蝶/有谁知道蝴蝶从来不能自由地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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