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注销]的音乐

作为一个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歌者，周云蓬的声音恐怕总是先于他的面孔为听者所熟悉。因此在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我还是被小小地震撼了一下：很难想象如此安静和诗意的声音便是从这个留着披肩长发和小胡子的魁梧大汉心中流淌出来的，这和我曾经想象的那个诗人和书生的形象相去甚远。然而随着一张张照片的翻过，周云蓬的形象却在脑子里变得生动和真实起来：这个曾经带着一身文人气质游走于十余个城市，饱尝过生活滋味的歌者的形象，并不唯美，但却令人肃然起敬。 周云蓬在九岁的时候成了一个盲人，这个特殊身份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在浮华世界中追名逐利的“歌星”的炒作的噱头，至少是个人风格的一张特殊的标签。然而，用这样的眼光去审视周云蓬却毫无疑问是对他歌声的一种亵渎，失明对于周云蓬的生命而言是残忍却又是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声音中很轻易地寻找到汲取自黑夜世界的力量：安静、真诚和厚重的声音中蕴含着诸般简单、澄澈、纯净的色彩，这是拥有视力的普通人看不到的色彩，这种色彩让周云蓬的歌声拥有了一种不平凡的魔力。 和很多民谣歌手相同，周云蓬经历过出世和入世之间的挣扎，尤其是失明本可以作为周云蓬成为一个“隐士”的足够理由，可曾经考虑隐居深山的他最终还是因为内心的不平静选择回到人群当中，对社会和生活的观察、叙述乃至调侃式的批判成为了周云蓬最基本的音乐态度。“社会就是我研究、琢磨的一本书”周云蓬的表白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盲人和歌者的勇敢。我们也不得不庆幸九岁前的周云蓬曾经看过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这让他沉静的心中仍旧保有了对这个世界的形象和具体的感知，也让我们能够听着他的歌声中所描述的那个有趣的世界，会心一笑。 周云蓬唱的歌里面，传唱最广的恐怕是那首《中国孩子》，在这首能让人握紧拳头，咬紧嘴唇去感受灵魂深处的战栗的歌曲中，我们难得听到了周云蓬内心溢出的愤怒。这首词作颇为直白的歌曲初听令人惊讶，“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似乎压抑得有些让人难以承受，而思及词作中所陈述的惨剧，却让人马上理解了为什么一贯安静的周云蓬在歌声中却向我们展示了天问般荡气回肠的愤怒，当孩子们鲜活美好的生命遭逢丑陋的官僚、丑恶的麻木，令人难以抑制悲和怒的对生命的漠视而枯萎，还有什么词句能比这样的歌声更能发泄我们心中的悲痛和怒火？压抑到极致，便是愤怒到极致。周云蓬自己承认，写完这首歌，让自己郁积在心中的愤怒发散了。 2008年，“奶粉丑闻”和四川地震中纷纷崩塌的校舍让《中国孩子》这首歌走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孩子》的悲剧似乎还在继续，而《中国孩子》的作者周云蓬则遭受封杀，当今的官僚们恐怕没有时间从饭桌与饭桌之间抽出空隙去思索一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古训的深刻含义，而他们带着惶恐之心签下的这张封杀令，则推波助澜般，帮助《中国孩子》这首歌成为拷问人性和社会的经典之作。 有趣的是，《中国孩子》堪称周云蓬的代表作，但却并不代表周云蓬多数作品的风格，豁达、忧郁和幽默气质并存的诗人和社会观察者是大多数时间周云蓬展示给我们的形象。在他寄身摩登天空旗下发行的第一张唱片《沉默如迷的呼吸》中，周云蓬的文人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张稍显晦涩的专辑少有《中国孩子》那般的直白，而是遍布瑰丽的想象和隐喻，间或透露出几分禅意，既有直接化自《九歌》的《山鬼》和化自《庄子》的《鱼相忘于江湖》，也有歌词本身即为诗的《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此时的周云蓬似乎更多地是边神游在自己的浪漫世界里，边向我们倾诉着他心中诗意的生活，如那首自况身世的《盲人影院》，平平淡淡的陈述中夹杂着念白：“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出自艾伦金斯堡的《嚎叫》），以及结尾旁逸斜出的两句诗意的歌词（“四面八方的座椅翻涌，好像潮水淹没了天空”），诸多不同风格的词句写意地穿插在一起，让人不由得会心微笑。而《失业者》，《荡荡悠悠》则连同第二张专辑中的《买房子》、《黄金粥》和《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梦想》共同展示了周云蓬那伤感夹杂着戏谑、浪漫夹杂着调侃的风格。 从《沉默如迷的呼吸》到《中国孩子》，周云蓬似乎完成了出世与入世的挣扎抉择，这个曾经浪迹于城市的角落，卖唱为生的歌者；这个曾经办过杂志，出版过诗集的诗人；这个如今定居首都，不停出发去不同城市演唱的音乐人，仍然没有，也似乎永远不可能因为他的音乐和歌声而过上富贵轻狂的生活，甚至《沉默如迷的呼吸》还是在摩登天空旗下发行，《中国孩子》却只能由周云蓬和朋友自己独立制作。可他依然以一颗敏锐而真诚的心，感知着这个世界的冷暖，写下心中质朴的旋律和浪漫的词句。“社会运转跟我自己关系不大，我不想买房子，也没孩子，但喜欢去想一想。一百多人遇难，那该是多大的事情？传到我耳朵里，像太阳的黑子一样，微乎其微，但是那里面有多少家人的悲痛？”周云蓬是盲人，可他看到了许多常人都看不到的世界，和多数人相比，这个本可以靠社会救济存活的人，却更像一个拥有责任和良知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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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在孟京辉导演改编的名剧《等待戈多》中，张楚担任编曲，留下一首并没有太引人注目的歌：《光明大道》。 “我们走吧。” “不能。” “为什么？” “我们在等待戈多。” 总是有一种声音，安静，却又乖张，就这样把你的灵魂浸润，你伸长脖子去聆听，幸福中透着些许贪婪和落寞，也许无关痛痒的声音永远不会让你感觉到疲惫，可这样的声音就像毒品一样搔弄着你的灵魂之痒，于是你开始渴望疲惫，于是你迷恋上了这样的感觉。于是，假如你问我喜欢谁的歌，也许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张楚。渐渐地他的名字和歌声都已经成了再熟悉不过的符号和概念，以至于，让我常常忘了思考。 张楚的歌声被认为包涵了最多的人文精神，当他的毫无掩饰的声音响起，藏在从容的音乐和略嫌稚嫩的声音技巧背后的忧伤的悲悯和浪漫的愤怒却毫不张扬地开始流淌，这是一种纯粹的感觉，就像他的微微有些怪异的旋律：寂寞，而又唯美；唯美，而又疯狂。在那个时代，他毫无疑问地感染了这个社会，感染了太多生活在冷漠嘈杂的城市里蝼蚁般渺小却又渴望着穿透肉体去抚摸灵魂的人。从西安，到北京，到香港，到青岛，再回到西安，从中国摇滚那个虚假的繁荣盛世到这个冷清和自闭的季节，人们也许忘了张楚，却忘不了他的歌声。《姐姐》、《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爱情》……张楚不仅仅是特立独行的人用来标榜自我的工具，太多的人还在等他，等待一个沉默了许久的，眷恋在悬崖边打秋千的孩子。 曾经我以为，我一定很了解他。曾经我以为，一定有很多人了解他。他腼腆，自闭，可我坚信着拥有敏感心灵和寂寞灵魂的人们一定从他的歌声里读懂了他。于是我欣慰。我幻想着，也许有一天我会见到他，我一定会有很多话和他说，他一定很激动，很激动…… 闲来安逸，上网去找张楚的一切，新闻，帖子，视频，各种各样矫情或不矫情的随笔。不经意间在姜昕的演唱会上看到了他，和那个留着长发的高旗，看到他依旧腼腆地出场，捧着话筒咿咿呀呀地唱着歌，嘴边时不时漏出像是委屈般的神色，不禁笑了：张楚永远是那个张楚，他只是再没有去唱以前的歌，只是唱了他给姜昕写的《欲望号街车》和《啊咿咿》，然后是高旗出场，我皱着眉头关了视频。兴奋地跑去他的贴吧看，看着看着，心却荒凉了起来： 忽然感觉到，也许，我们和张楚之间有隔膜；忽然觉得，我们痴痴地聆听他的声音的时候，也许忽略了他的感受；忽然觉得，也许我高估了灵魂之间的交流能力。第一次看到喜欢张楚的众生百态如此集中地展览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说着高深或自命高深的话，忽然觉得，荒谬。忽然觉得，如果我真的见到他，会有多么尴尬，或许他真的没有那样腼腆，可依然是或许，我根本不会说出他想听的话。 然后看到，他似乎要发新的唱片了。然后，看到了记者对他的访谈；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对新专辑的看法；看到了，沉默十年后的张楚，却是这样一个张楚： 它（《向日葵》）旋律对称规整，流动没有任何阻滞，歌词也是。水墨画一样的轻描淡写…… “在北京，我找到过自己喜欢的文化。但后来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变了” “我不会改变这个环境，改变的是我自己” “是的，我曾经打算放弃音乐。因为那时候对国外的音乐了解得更多，以至于绝望了。所有的东西人家六七十年代已经有很深的基础，而我们只是幼稚的学生。慑于这种强大的文化，在西安我一直不敢自己做东西。” “反叛也不是什么本性，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对我的心灵来说，经历了那些，现在反而放松下来，觉得反叛的过程差不多结束了。年轻时候认为这个社会有很多错误和不好，但实际上自己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现在是身在社会的里面，知道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落后的东西，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要选择好的不能选择坏的。” “以前没做过主流作品，新的唱片就是想在主流市场，把中国的很朴素自在的精神和摇滚乐比较自我的东西结合一下。这两个东西如果能很好地在一起，一定很有魅力。” “我会放弃在人文方面的努力。我觉得在舞台上鼓吹人文精神，跟大骗子一样，很可怕。2006年广州新年音乐节，我唱了一些旧歌，观众的反应太夸张了，让我觉得一定是自己错了。幸亏那天天气很冷，紧张得忘了想。” “我仍然追求音乐的力量，但力量已经变了。我要的是那种贴近平常心，又比生活高一点的中国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像年轻时那么冲，但它持之以恒。就像一个年轻人长大以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会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现在，我就知道我已经变了，而且变得不一定要别人知道我变了。” 突然好像哭…… 不知道自己需要去哭什么，是对这样现实和变化的悲哀和绝望吗？是对自己和张楚都业已逝去的青春的祭奠吗？是他的话把我心中的信念碾作齑粉了吗？这样的理由都未免虚假和矫情。只是觉得第一次看到一个真实的张楚站在我的眼前，而曾经鲜活地生活在我的理想世界中的张楚正在远去，不管那样一个张楚是否真实地存在过，都没有意义了，我错过了那个张楚的春天，我错过了中国摇滚的虚伪繁荣，当我走进这片土地的时候，这里已是废墟…… 这是时代的力量。 想起了窦唯，他说：“摇滚误国，红磡无需纪念。”他告别了黑豹，告别了他的“黑梦”，告别了“艳阳天”，挣扎在流言蜚语中去作也许没有人还能听懂的音乐，他就这样，与曾经的那个时代渐行渐远；想起了何勇，他说“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他还是那样乖张，当有人问他：“复出后的何勇还玩punk吗？”他扭曲着面孔肆无忌惮地说：“我不玩punk，我玩命！”他的音乐更像一种疯狂的自焚，这样的自焚包含了太多撕心裂肺的自我牺牲，赤裸裸地点燃你的灵魂，却没有张楚和窦唯那样淡定的力量。无论现在的何勇如何疯狂掩饰时代的变迁和自我力量的苍白都已经无济于事，当媒体让他回顾自己的上一张专辑时，他没有去谈论《垃圾场》，没有《钟鼓楼》，没有《头上的包》，没有《姑娘漂亮》，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非洲梦》…… 张楚说：“我还活着，只是不再摇滚了。” 他说：“魔岩三杰——该结束的都应该结束了。” 他说：“当年的摇滚是种滑稽，一种带有喜剧情节的黑色幽默。” 他说：“我会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 无论“魔岩三杰”这样的称谓是如何无法引起我的共鸣，又如何让现在的张楚感到畏惧和烦躁。无论香港红磡的那个暗流和魂灵涌动接近失控的夜晚是如何被窦唯要求忘记。那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或许不该去纪念，却不允许忘记的时代。 1997年和2005年，为了纪念唐朝乐队英年逝去的张炬，张楚分别写下了两首歌：《我的睫毛快被你吹掉了》（收于《再见张炬》）和《变行记》（收于《礼物》）。 也许，我们都来不及去慨叹中国摇滚的命途多舛。 写下这些，不为什么，不是为了抱怨或欺骗，不是为了发泄或伤感，其实不再摇滚的张楚还是那个张楚，我们没有理由去失望，去指责，去批评，去干涉他的追求和理想。相反我们应该理解，尽我所能去理解这个时代所带来的变迁，去理解张楚对过往的某些否定，因为这是时代的力量，谁也无法逃脱。 未来，不会再有《姐姐》，不会再有《爱情》，不会再有《冷暖自知》。 可我们终究还是要等待他的新唱片，或者其他的什么，到底是什么，谁又能知道？ “我们走吧。” “不能。” “为什么？” “我们在等待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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