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胡的音乐

问题大概不出在田原的声线用的太矫情，再矫情没有到Sandoval的程度；也不能说这张碟子做得太自怜，Emilie Simon之类的自我沉溺比田原典型得多。这两项指标都在我自己的容忍范围内。 这张碟承载了数道音乐以外的沉重视线。首先田原是设立在大众文化操场上的分众文化指示牌。这一点决定了有一部分人等着以田原绝于日常的一面做自己的妆扮，又有另一批人等着枪挑田原日常而局促的一面以寻找优越感。这张专辑的时间战线拉得太长，听众在解剖自己手头的那份拷贝的时候不免掺上这许多年来对田原境遇的认知，进行过度诠释。再者，由于中国唱片产业的特殊语境，这张专辑注定会被当做特例，而不是国际背景下循例之一来解读。或许还应该算上受众群的原因：当年被跳房子打动过的少年都明白了，那场集体放逐至多到达了一条警戒带，甚至反而是为易读而设计的警戒色。现在他们需要更有实感的栖所。这众多动机最终将田原的首张个人专辑锁在了显微镜下，游离于其音乐上的联系外。而对于被期望在显微镜下有上佳表现的个体来说，它的最大原罪在于缺乏解剖价值——或特异性不足，或结构不够繁复。 因此这场企划其实有一个逃离舆论风暴的最佳渠道：把这张碟往繁复方向、往戏剧性方向大幅推进，做成谶文一般耐人玩味、提供给群众丰富谈资的音乐。如此一来，这么多年的等待和消磨，或许都可以找到与音乐文本对应的说辞。然而如我们所听见，田原和制作群并没有选择从这里逃亡，而是与他们的音乐留了下来，接受人民的评头论足。这或许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果决，也未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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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果然开始了歌以载道的路程。在上一张自述式专辑的内敛之后，周云蓬倏地伸开了他蜷曲的触角，给出了一个充满攻击性的续篇。 首先我怀疑这种形式的有效性。《中国孩子2007》，这张专辑所承载的思考，不是普适而指向人性和学术的，它的矛尖涂满了经时济世的感言。这种充满启蒙意味的言论的理想受众应该是“不怎么文艺/文艺的太微观”的沉睡的大多数。然而毋庸多言，中国的唱片工业的割裂是严重而畸形的。歌以载道，而歌吹若不胜膂力，道也弗行。中国显然不具有上世纪六十年代Bob Dylan和Phil Orcs大闹美国社会改写历史的那个环境（当然民族家价值观本身也有不同），包括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悲观的看，这张专辑最后的有效受众只会是那些已经启蒙了，对社会有深切关注和思考且关心中国地下民谣的人群；而效果，只是让这些人在脑海中模拟一出“good old days”的民谣运动，找到一种类似“角色扮演”的自high之“场”。徒增内耗而已。 去年暑假我在北京看到了周云蓬的现场。他的腰围比我想象的要突出，也增加了他的“盲”的质感。相比同台的万晓利等人，他的现场要粗糙很多（乐队和得很不齐），手上技术也有一定差距。新歌整体趋于一般化。以至于我判断周云蓬很可能会是“一张死”的歌手——而《沉默如迷的呼吸》个人认为是中国民谣界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品。现在新专辑摆在我面前，音乐上来讲，的确超乎我的预期。专辑乐器部分采用的“in the face”的混音模式（和上一张专辑类似）使得木吉他的拨弦声更有溪流那种娓娓道来质感。周云蓬厚实的人声仍然埋伏在听者身后，像灯光一样，时明时灭。专辑的许多编曲比前作更趋于概念，然而这种概念性很好的依附于音乐的特殊结构，信息随着时间轴被缓缓的释放，渐渐将听者引入歌者的结界。 想到马尔库塞。这个年少时批判意识形态，和学生静过坐砸过鸡蛋的愤青，到了晚年提出以“审美革命”代替暴力革命以改变社会的看法。这不是妥协，而是抓住了一个根源——革命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次狂欢。而人的心中必须有了神——有所理想，有所敬畏，有所担当，才可以谈选择。今日中国之问题，并不是五四时期那种知识相对于阶层和人群的垄断——大家都识字，相当多数人还懂好几十国英文；而是信仰的缺失。没有信仰，也就没有取舍，也就没有理性，也就不会使用民主或独裁。这是一个十分危险亟待改变的境地。信仰的栽培，从多样化的艺术的传播做起，让大家知道有一块领域是与心灵相通的，是神圣的，是值得敬畏的。我举双手赞成美学革命。然而革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周云蓬这位行者做出了自己的尝试，看来没有成功。《中国孩子》掉入了白领的唱片架，像电视上的妇人一样被我这样的闲人品头论足。而放眼今日之中国，时不我待矣。 Highlights: 中国孩子 (让人沉默) 悬棺 如果你瞎了你怎么办 (符合我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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