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呢的音乐

“我过去表达的是由尖叫而产生的紧急，饥饿和压力，我尖叫是希望我总保留这份紧张，如此，我认为安静，仔细，和害羞敏感的音乐不能是相等的低电压，不能是松弛的。” 很早以前在柏林人F.S.Blumm的网站上读到这样一段采访，对“相等低电压”这个词赞叹不已，这种形容好似整个宇宙以缩微形式被容纳，恰好击中和拨动了F.S.Blumm音乐的原初本音，而如果F.S.Blumm不做音乐，必定首先是个科学怪人，光溜溜的脑袋，一双细长突兀的耳朵，棱角尖尖地竖在两旁，他热爱自然科学，将自己比喻成“ear worker”，当他在live中，模样就像一只在台上抱着电吉他表演的外星人，将自己隐形，或说融化消解到世界外面去，预感着某些感官使他事实上有能力冲破他那种古怪的表面上的封闭状态。 F.S.Blumm曾经是Mouse On Mars的吉他手，与Harald "Sack" Ziegler 組成Sack & Blumm双人组，早期在科隆发表了两张前卫实验专辑，兼容并蓄，2001年在德国厂牌morr music下发行首张个人专辑“Mondkuchen”，月亮蛋糕的意思。Debut中全然器乐演奏，毫无人声，并大量采用各种非西方器乐，古怪而新鲜，丝丝入扣却显得偏执，这就注定他将与众不同，作品中沉默，精密，小心，干净湿润的气质与厂牌其他可爱讨好的类比合成电子相较，尤为突兀，诡谲，带着有一种探索与尝试的心态，他总是试图用较少的东西表达着更多，避免用声音制造唠叨，那些不能被倾听的噪音。他的音乐应该是清晰和紧凑的，清晰却时而哀伤，打成一个暧昧的活结。 加入Morr Music厂牌后，F.S.Blumm变得活跃多产，每年都会出一张专辑，除了个人专辑，他还邀请昔日伙伴们共同制作出拼贴音乐，事先将节奏的一段吉他编成Midi雏形，分发给大家根据该Midi雏形随意创造衍生旋律节奏，最后再交回由他亲自综合拼帖。这样制作出来的音乐虽匠气十足，叫人联想到头脑灵光的少年科学家在合成器面前的一番捣鼓，无论如何，它将是一件繁缛浩荡的工程，庞大却不免偶尔出现遽然来到的内心省觉与灵光乍悟。 今年10月，F.S.Blumm发行个人新专辑《Summer Kling》，做出一个迅速而温醇的变化，一改往昔好似“常常有一只贪婪的鼻子不停地在那里嗅来嗅去”的不安全感，相反，精神气质却并不黯淡，而是朦胧昏昧，像夏日院子尽头的石墙勾勒出一片空地的轮廓，上面有一枚柿子树的影子，被拉成斜长状，可能是一种气氛，但会被说成是一道稀薄而不无柔和的光。久听后便发现专辑中其实只有一只简单的旋律，一只在空气中漂浮着的缓慢优柔的小调，在最初的钢琴和小号演奏中，随后的曲目便反复围绕着它做出新的编排与不同器乐演奏。同时这又是一张纯器乐作品与Minimal化的专辑，贝司，鼓与小号的编配扭曲了以往的压抑性，沉稳，衔接流畅，始终散发不动声色的静谧与快慰。 总能想到在这样凉快的夜里，窗前亮盏小黄灯，做着一件绞尽脑汁分泌奇异小花朵的事情还是蛮愉快的，听着他过完了剩下半截的夏天，黏稠的，蜜一样，细腻，半透明的，至少夜晚不会突然降临，而是缓和地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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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乐队Amandine的成员以前不管自己叫Amandine，那是加入Fat Cat厂牌后换的名字，来源法语词，“裹着杏仁味道”。而最早他们是用的本土名字，“Wichita Linemen”，它诞生在2001年的夏天瑞典小镇里的一只咖啡馆，起初只是两个相遇的好朋友一面喝咖啡，一面闲聊音乐时的一个构思，关于他们对小低音，美国传统乡村音乐的爱好。分开后，他们保持联系，很快就有钢琴手和鼓手加入进来，好玩的是他们居然均不在同一座城市，有时候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网上被拉拢进来的，就算在SLSK也能遇上太多身怀绝技的人，反正，一支成员零落地图四处的乐队浑浑噩噩般成立了。 他们各自相距甚远，始终被寥寥无几的排练所困扰，直到多年之后，他们端端整整地被Fat Cat签下，仍却疾呼“老天，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排演！”早期他们摸爬滚打，进行碎片般的日常活动，在一座古旧教堂中为一对新婚夫妇表演，将婚礼曲目演奏得紧张兮兮，成为令他们乐不可支的一段趣闻，随后更多的新歌与酒吧小演出接踵而至，他们活跃至极，然而稳定与愉快的合作关系并未持续太久，贝司手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患上了耳鸣，情况愈发糟糕，耳边萦绕的嗡鸣激起周围空气的颤动与波纹荡漾，使他不得不离开乐队，不久鼓手也相继离去。 走到这种糟糕的地步，即使乐队散了也不足为奇，搞怪的是剩下的人又精力充沛地招来两个人，一个贝司手，一个鬼使神差地与离去的贝司手同名的鼓手，不晓得在瑞典Andreas是不是个大众名，反正，重组后的乐队有三个人都叫Andreas，而乐队共有四人。他们除了在不尽人意的生活中折腾，就是在更加粗糙的现实表面中插科打诨，直到终有一天踩到了一回狗屎运，大厂牌Fat Cat仅听了他们的一张DEMO便毫不犹豫地将其笼络麾下，在2005的春天，两个月后发行首张专辑《This Is Where Our Hearts Collide 》。 他们勤奋写歌，比以往更加专注排练，好像他们突然想要停下空想与持续的不靠谱方式、做出一点行动，或者说空想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代替了他们的世界。2006年10月，他们发行首张EP专辑《Waiting For The Light To Find Us》，六只哀怨与喜愁惨半的新歌，在他们第一次欧洲巡演的前夕，恰如其分地暗示着他们简朴的歌词以及用新的曲调总结人生的哀愁和温情。 晓得他们颇费曲折的经历后，再想起他们小情小调的法语名字Amandine，总有股“悲伤地享乐”的味道，在两极之下翻滚摇晃，那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即便使出全部的乖戾与粗暴，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和困苦的真相，他们似乎并没有掀翻一切的念头，用Indie Rock和Folk的音乐方式做一个平静的离经叛道者，娴静得令人不可思议。 对于音乐，他们坦言是受到Iron&Wine和早期R.E.M.的影响，降调的钢琴声与优柔寡断的弦器乐，细软而忧郁，而假装感伤的男声不失时机地暴露出在他们优雅的与和风宜人的另一面，这一点都不好笑，受够了滥情与虚假忧伤的卖弄，他们确实就是那样一个矛盾体，琐屑的，带轻柔小喇叭的，并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和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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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早开始就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日本电音厂牌Noble的文章，这个坚持“Music For Daily Life”原则下的独立厂牌以干净而疏朗，简约至极不失细腻柔滑的风格，清清朗朗的态度，颇受乐迷推崇。旗下大概以World's End Girlfriend，曾经在半野喜弘——贾樟柯电影《站台》中担任配乐者的厂牌下发行首张专辑的新生代实验电子乐队最负盛名，磅礴繁复编曲中浓烈的悲剧性格与宇宙极限式的的世界观，毫无争议地令他们成为日本实验电音的领军人物，同时在去年也应邀出席“现代音乐——广州2005”的现场演出。而厂牌下的其他乐队，始终如一的二人团Tenniscoats，古怪有趣的Gutevolk，克制而内省偏重器乐编排的Cinq，提起这些乐队，脑袋里总会闪过在無印良品装置艺术中设计简洁的小物件们，牛皮纸兜，挂墙CD唱机，冬季储物盒，永远小得不够用，却喜欢得紧的细窄小脚书架。这些乐队也似乎无时无刻设法将自己浸泡在延缓与洁净的理念中，将淋漓尽致的电子音乐打发得服服帖帖。 06上半年，日本的年轻音乐人Kazumasa Hashimoto，桥本和昌在Noble厂牌下发行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Gllia》，丰沛，感性，从经验的凋零滑向对乐风和旋律的关注，充满着漂浮、流溢、涌荡的海洋流质与悠游于珊瑚礁林之感，叫人欣喜快慰，又不免激动，终于等到要写一写这位美男的好时机。 Kazumasa Hashimoto生于东京，自幼学习钢琴，随即对作曲执拗的兴趣远远超越严格的古典练习，他在音乐学院中学习歌曲创作，然后又发现加入合成器效果似乎更加好玩，在04年的4月，他的首张专辑《Yupi》，在日本的另一个电音厂牌Plop下发行，这个厂牌也比较有意思，自己分化出一支细小的流派“Lap-Top Electronica”，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股运动，音乐中出现儿童乐器，八音盒、钢片琴、玩具钢琴这样的叮咚小玩意，并辅以电子乐的采样与拼贴。《Yupi》从头听到尾毫不费劲，但要说“舒服”时发现问题在于，无从唤起惊喜的聆听，应该说无论如何是舒服不起来的，晓畅顺溜和古灵精怪也只会滑向贫乏。按照某个苛刻或者说是乖戾的标准，Kazumasa Hashimoto根本不具备可听性，不足一分半钟的曲目大多以一个“+”和几个“+”命名，他的反智方式，符号化的态度将整张专辑引入概念思维的谜语创作，与传统方式不相符却又遏制不住的好奇感，趣味，生机冲击着已经僵硬的框架，并以某种短路形态点燃了他漫不经心的即兴与轻盈感。 《Yupi》推出后，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Kazumasa Hashimoto从此被烙印为“日本学院派电子音乐人”毫无争议。随后是05年《Epitaph》专辑的发行，这次是他所获得的真正意义上世界性的评论赞赏，野地里的声音采样，钢琴和弦乐的电子混音，将整张作品带入一个深度的虚构与无限辽远和完满的音乐景观。专辑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出现40多个版本，德国DE:BUG音乐奖毫不吝啬给予它5颗星评价。 前不久，这位模样俊美的帅哥居然结婚了，新娘子Lisa丰腴可爱，而在他受满满祝福的蜜月之后，就推出了个人第三张专辑《Gllia》，心里头的温和与暖意最恰如其分地被察觉出现在这张充满暧昧性情的作品中。 专辑中毫不回避地展露出他做Futuristic Pop，前卫流行音乐的理念，大量钢琴演奏，管弦乐与跳跃漂浮的电子元素，鼓点的起落调控被克制而有计划地运用在音乐节律中，饱含着语言上的抽象声音和感知经历。尤其是对旋律和空间感的敏感，较前两张随心所欲而寡淡的概念创作专辑，完全是一种蜕变。似乎渴望着新经验，或者说试图从经验中释放出来，产生一种能够精准明确表现外在以及内在的丰沛环境。对延缓的搁置就是Kazumasa Hashimoto作品中奇怪，却往往令人惊异的细致稳定的本意。 《Gllia》中温润华美的海洋感长驱直入，一块珊瑚的残骸碎片漂向另一块，像小小的水螅体，在另一个脑子里长出相同的主意。令人陷入种种原始的感观知觉中，慢慢地才能一点一点看清，一切以缓慢而坚定的速度吞噬着周遭万物，一片声海里悠游，盈耳的嘶嘶呼吸声中夹杂着各种规律的声响，咯咯，嗒嗒，鱼群咀嚼着金鹿角珊瑚白色的末梢小枝。那些炮弹鱼，神仙鱼，花身鸡鱼，红莲灯，紫水晶与砂斑河豚亲密紧贴着，在珊瑚丛林中虎视耽耽来回梭游。 最令人欣喜的是，Kazumasa Hashimoto正为同门乐队Gutevolk筹备制作新专辑，而今年多产的Noble厂牌计划在7月份推出大阪的年轻音乐人，Yasushi Yoshida 吉田靖的处男专辑《Secret Figure》，据说以吉他和钢琴为主导，配上哀怨缠绵的大提琴的这张专辑令他锋芒初露，不可置疑的是，又是一个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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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夜之间长大的，Suede也不是一夜之间成名的。在1989年的伦敦，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烂到只能出一张唱片，但是那张叫《Dog Man Star》的专辑却成了他们的第二张唱片。主唱 Brett Anderson是个天秤座的天生丽质的败家子，同时也是个糟糕的没有体验过同性恋的双性恋者。 2003年的冬天，我在念高三，当时既还算年轻，又觉得是老大不小了，还是个学生，神情惨淡沧桑，背双肩背书包，紧裹黑色大衣沉默地走在无人的街上。我在上学的时候喜欢逃课，漫无目的晃荡，还有做退学这样的打算。完全忍受不了没有创造力地存活着，也逐渐确认了去学校上学毫不使我受益。大量的消耗令我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即使这种情况在上大学时也发生过，但却有所不同，我想也许因为我还是年轻，似乎到底还是没有摆脱青春期的幽怨，才这么难受，又想关键并不在于此。 那一年春节Suede来北京开了演唱会，身边无数人跟我说着这件事，跳房子很庆幸得成为他们的暖场乐队，田原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只觉得自己飘了起来，唱完歌后，我就开始老老实实成为一个疯狂的歌迷。我还记得当时的《轻音乐》在哈尔滨，小四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编辑，他们叫他去北京采访，他就背着吉他屁颠屁颠去了，还差点没赶上家里大年夜的团圆饭，这些都是后来他对我讲起后海哪里卖效果器所无意提到的，却被我莫名其妙记住，如果现在要问起我对那时小四脑袋中的印象，大概也会变成一个右手拿吉他，左手牵一位漂亮姑娘的俊朗吉他手模样。他写的那篇关于SUEDE演唱会的报道也十分好看，非常长，照片上面的Brett Anderson始终半蹲在台上单手甩长线的麦克风，姿势病态而暧昧。 我那时终日无所事事，武汉冬天又冷得厉害，潮湿而冰凉，生活的空隙里都是空气冻成冰砾的气息，我顺手买了一张叫《Dog Man Star》的专辑，国内将Suede翻译成山羊皮，好似他们叫甲克虫那样明媚的六十年代老派摇滚乐队一样，带着永恒的浓酽和随和。Brett Anderson喜欢说David Bowie挂在嘴边的那句话，“pale blinds drawn on day，nothing to do，nothing to say。”，而这几乎预言了我的那段过去和开始仅离一步之遥的生活，有些人始终能够那么飞起来，飞出去，遨游和风尘仆仆，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楷模，就忍耐生活的荒诞起落来说。 生活晃悠悠得厉害，过得不紧不慢。相互依赖，缠绵无尽。一些事情想起来又迫在眉睫，火烧眉毛。一快一慢，互斥消融。竟然发现平衡了。稳健地踏着步子，应该往哪里走，方向就指向哪里。先有目标，而后才有方向。先有目的地，而后才有指南针。这是同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如果沉浸起来。浸泡在幻想和奇迹中就容易丧失表达能力也许还有不少的逻辑思维。失去水分和第三维的一只苹果如同逐渐退化的大脑。皮层开始剥落，中枢部分也就是苹果核慢慢地从内部腐烂，扩散，最后无力回天。 直到Suede去年解散，Brett Anderson很开心地说，再见，我们下辈子见。在他们过去的十五个年头里，排列起来像一幅残缺的扑克牌，一锤定音就显得不那么迫切和骁勇。就像有些人打乒乓球，只会打直球，会变化的球和接不到的球。无论中间穿插了怎样恼人或者忧郁的事件，都这样过来了，毫发未伤，一切安好。这些已经很感激了。所有的快乐和不快乐都是迷人的，而且分外迷人。 一年终于走到尽头，抽干了水。而我们都好，这真是弥足珍贵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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