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君的音乐

许多年后，当我挺着三尺腰围的啤酒肚按灭第十三支烟的时候我还会想起第一次听到万青的那个傍晚。 那是2010年北京十一月的下旬的某一天，刚上大一的我刚刚埋怨着从求是走出来。几分钟前我正在求是的0440排练着129合唱，曲目是《红军鞋》和《红旗飘飘》。学院请来的那位雌性专业人刚士教导我们正确的发音方法应当是气息走呜通道，沿着自己搭好的平台从后脑勺钻出来。我很难找出一些话语来为自己现状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可是于此同时我对于周遭又充满了疑惑和不确定。但是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认命吧骚年你会和那些你曾经鄙夷和不屑的人最后变成一个样子，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在自己的鄙视中活下去。做做微积分上上草榴背背单词再有闲就去当个学生干部，这样的生活你有什么不满意。 打开电脑，不知怎么的听到了一首歌，一个男人用他像刻刀划过玻璃一样的声音唱到： 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推开窗户举起望远镜。 之后的许多事在听到这首歌后就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就像野草遇到火会燃，是妓女遇到诗人后会私奔，李大钊和陈独秀遇见后会搅基建党这样自然。那个时候自然这种东西离开久了就会变成不自然，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原来用中文歌唱的曲目不仅仅是“谁要和谁好”与“我操你妈的郭嘉”的二元对立，那个时候我明白了男主唱原来可以既不是娘炮又不是金链汉子。 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明白了我依旧可以选择面向涣散的未来，只唱情歌看不到忐忑，谁都没有被谁逼到绝路，你究竟在怕什么。 之后的一年万青迅速走红，走红得如此之快让人觉得欣慰之余又觉得惶恐：对于喜爱的东西总是又一些私心的。万青新一成为代的清新教主让人不得不去害怕那种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陈词滥调会不会重演。 《猜火车》里的Sick Boy说得好，世界上得事情都是一开始很牛逼到后来就歇菜，牛逼如披头士都不能逃脱这个定律。而我也明白也许再也不会有一首歌能够给我相同的触动。 周四万青就要来北京演出了，估计我拿不到票。 但是我感谢万青保卫了我一年多以来的生活，我也愿意继续咬紧牙根和万青一起在眩光中前行。 希望我和他们都不会迷失自己。

> 0回应

1994年的时候，金太阳逝世，三虾工程开始启动，8月1日沪深股市经历的30%的疯狂涨幅，中国的足球迈入了职业化的时代，明天似乎永远比今天更要欣欣向荣。广州，深圳，上海，温州一个个散发着资本味道的名字昭示着这个国度未来的走向。希冀可以洗掉过往的不快，在明天依旧指引着打了鸡血的人民小跑着走进新时代。 1994年的时候，那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中有《低俗小说》，《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没有提名的有《狮子王》，《夜访吸血鬼》，《真实的谎言》，《这个杀手不太》冷；那年王家卫排出了《重庆森林》让所有人媚雅的那点小心思彻底崩溃，简坎皮恩有《钢琴课》让人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女性电影；那一年蒂姆波顿拍了他最伟大的作品《艾德伍德》，那个叫德普的那人还不是万人迷的船长，只是一个史上最二逼的电影导演兼异装癖。 1994年的时候，宇宙第一摇滚天团五月天还叫so band，一直华丽并且清新的陈老师还政大读哲学，陈胖子还在英国的金士顿大学（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大学）读建筑。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在十几年后自己会在各种或大或小的舞台上一呼百应，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帝都魔都乃至各种城乡结合部的孩子奉为指引人生的寄托。 1994年我从一个江南的小城搬到另外一个稍大一些的小城，开始在幼儿园的中班里掀小姑娘的裙子或者偷偷向别人的午饭里撒灰尘。父亲那时在一个工厂当场长，领着一派工人和另一派打群架，用削尖了的钢钎当武器合着咿咿呀呀的方言向对方戳去。 这一切都很重要，这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叫何勇的北京少年在1994年12月17日在香港的红磡对着几万香港观众喊： 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么？ 重要的是他对观众说："三弦，何玉生".时候的那种羞赧。 重要的是往后发展的历史轨迹正如窦唯说的那样： “摇滚误国，红磡无须纪念。” 据说黄秋生在何勇登场的时候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露出虬结的胸毛在场馆内飞奔。 在2010年高三的历史课堂上，我默默地对着着历史书上“风靡世界的摇滚乐”一章吐槽：摇滚乐集中体现了西方青年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精神迷茫，那么，我大种花忍民共和国工业化完成遥遥无期，活该活跃在乐坛一线的都是农金好手。 假如我们的人没有打入浙江省考试院内部，这节是必然不会考的，可是历史老师还在滔滔不绝地说，同学们啊，我和你们说啊，除了书上说的这些著名摇滚音乐人以外呢，我还有一些要说的，比如说美国还有一个涅槃啊，那个乐队可撒早（方言，意为厉害）了blablabla......然后在全班同学迷惑的眼神中讲上半个小时，然后喝一口摆在桌子上的苦茶，潇洒地一拍桌子, “下课！今天没作业，有兴趣的话可以把我说的那个乐队找来听一下。” 正如我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化一样，一个健全的摇滚工业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在高三失眠的那许多个晚上，除了数那个讨厌的同桌兼室友究竟打了多少个鼾，就是一遍一遍反复听着着那个256mb的mp3里的何勇的《垃圾场》，听到《姑娘漂亮》的时候就想一想坐在我前排的前排的前排的前排的漂亮女生，听到《钟鼓楼》的时候就在大声喊出来“是谁出的题那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第二天，往往室友会很有礼貌地说：你昨天晚上说的梦话好神奇。或者干脆在半夜到水房去洗衣服，然后“我使劲弹使劲弹使劲弹”...... 高考结束，最后我北上帝都去了群众大学，那个被我YY的漂亮女生南下妖都。在我等待群众大学通知书的时候我知道在北京开了怒放，我看见《南方周末》上专访何勇，他说他是骑自行车去工体的，他说要是给他3000块一个月工资的工作他肯定做，他说他在唱《姑娘漂亮》的时候依稀想起自己在1994年的红磡。看报纸的时候我内心怨念，我在想我去了群众大学会不会和自己臆想的那个牛逼闪闪的自己渐行渐远渐渐成为所谓的社会精英成功人士撒着谎话给别人灌输成功的良方。 事实是一年以后我的确像我曾经讨厌的上进青年一样孜孜不倦地去规划自己的人生，考G考T,攒学绩，出口闭口的是对曾经青涩的自己的嘲讽，先帝的“闷声发大财”被我奉若圭皋。同样的，我遇见那个漂亮的女生，她和我说她被他大三的那个男朋友甩了，她说LV的包包真是漂亮，她说她觉得兰蔻的化妆品就是好，她说她觉得自己以后就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就得了。我在哑然之余，心里竟还有点窃喜：原来她也和我一样。碰面的最后，她问我，你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啊。 我顺口讲出了这句话： 是谁出的题那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也许生活就是一道有1000种解法的证明题，可是我一种都不会。一年的生活让我明白了自己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在四年后找工作会被别人的一张北京户口完爆，在抢保研名额的时候会被别人以各种手段挤出名单，在申请出国的时候会看着各种该成绩单而自己无能为力。 对呀，北京户口，各种关系也许就是生活的正确答案，但是我一种都不会啊。所谓“明天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其中的“你们”是不是有所特指呢？我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会属于我。 用学术的话说，何勇是用癫狂的姿态唱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后的凄凉。在一片陈老师陈胖子五月天之中我自然会有一种优越感，可是这种优越感顶个毛线用，能换绩点么，能让我GT刷出高分么，能让我以后不在恐惧里生活么？我知道回答这些问题很困单，因为“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但是，在不面对这些问题的大多数时间，我还是愿意和耳机里干净的声音一起唱： 是谁出的题那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总有办法可以好好生活下去的。

> 11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