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道的音乐

http://www.anotheridea.cn/blog/?p=402 如果不是童孔砍了那个倒霉的物业公司经理，我多半会错过这个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本该重墨大写的名字，互联网上也不会一下冒出这么多关于他的旧闻。记者挖掘旧事的本领比我们强多了。整理这些信息，童孔的轮廓被这样勾勒出来： 成名甚早的音乐天才 童孔原名张海波，原是安徽地方戏演员。因为喜欢音乐，17岁时靠办吉他培训班赚了300块钱后选择赴京发展，通过朋友牵线，找到海政歌舞团的傅林老师。据傅林回忆，张海波琴技声音形象都不错，但是缺乏礼貌和亲和力。张海波以很坚决几乎不容商量的态度请傅林收他为徒。傅林最后答应了，并在次年向《吉他歌手》剧组和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推荐了张海波。1985年，张海波凭借《吉他歌手》中的主题曲《人生小站》一炮而红，并于当年发行《劲歌》专辑。1985 年，窦唯才上高中，张楚刚进大学，崔健还要默默等一年才能登上改变他和中国摇滚乐命运的国际和平年音乐会的舞台。而18岁的张海波却已是鲜衣怒马笑傲江湖。这张专辑所涵盖的题材与音乐元素多元密集，张海波虽然年轻，却可以轻松驾驭，可见其对音乐的敏感与生俱来。《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梦去远方》两首歌，如果不告诉你在法律意义上他不过刚成年，没准儿你会以为他是个已经历过许多世事的老男人。这两首歌在今天听来仍是不错的作品。 1988年，张海波发行原创专辑《我不是一个野孩子》。从封面就能看出张海波的野心，才21岁他就不愿意当小男生了。除了膀大腰圆的肌肉男，还赫然印有“著名摇滚歌手”字样，处处显露出他的冲动与不安分。 冲动善良 爱恨纠葛 张海波第一次见傅林，给后者留下的印象是个“楞头青”。而坊间流传的故事，把张海波说成一个“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的音乐侠客。录制《我不是一个野孩子》时，他就在东北打架。签约飞蝶唱片后，凭借难得的音乐才情和俊朗形象、琼瑶剧的热播以及飞蝶唱片优秀的制作班底，他以童孔之名出版的同名专辑大卖。然而桀骜不驯的性格让他无法忍受一个商业明星必须忍受的种种绑缚和包装。在一次电视直播时，节目中途他竟然在说出一句“对不起，我不做歌手了”之后背着吉他转身离去。就这样为自己的歌手生涯画上句号。童孔后来回忆说，“他们想让我成为青春偶像，我更注重思想性、感觉性、状态性。不愿打扮得那么干净，不愿编胡话，把没有的说成真的。” 但童孔并没有离开音乐圈，他转到幕后成为制作人，为诸多著名歌手写歌。直到1999年，因为跟“台独”分子意见不合，他再次大打出手，“差点儿打死他”。结果被遣返内地，从此与妻儿分隔两地。 童孔杀人事件发生后，著名电台DJ杨樾撰文曾撰文回忆他与童孔的交往。“睿智而又单纯、柔情而又暴烈、善良而又偏激、天才而又懒惰”——杨樾用这样一组词来形容这位 “内地第一个把商业化流行元素和人文精神、人性思考、传统文化结合得臻于完美的人。” 在杨樾和许多人的记述中，童孔是一个深爱祖国的人。他曾经一本正经地“教育”歌手陈爽：“我们做出来的音乐，最后作用就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在杨樾的电台节目里，他曾弹唱过一首《我爱你，祖国》，“像赞颂自己的母亲一样赞颂着祖国，真诚而感人。” 童孔是个善良的人，当他看到贵州马马村的校舍破烂不堪后，毅然变卖掉自己的全部家当，打算重修这座学校。但最后钱被村长挪用了两万块，重建计划也因为贵州省一个不准乱建学校的文件而流产。最后还是借助有关部门的力量，童孔才要回其余的钱。“之后的童孔走向了两个极端。他远离了音乐，努力让自己过上田园生活，他在安徽老家和海南都买了乡间的房子，种花种草，喝茶喝酒。另一方面，他也变得更加偏激，他不再相信别人，不再相信善有善报。” 在音乐里忧伤和嬉闹的男人 回到大陆后，童孔再没有出过专辑，但他一直坚持创作。通过在各地采风，他写出了《三亚湾恋曲》，《大理舞曲》，《土家山歌》等民族风味很浓的作品。而他后期的作品，渐渐浸染上一种哲学味道。他信佛，又迷恋49年以来的意识形态体系，如果没有这次意外，最终的音乐风格也许会趋向于在宏大中叙事，而且很可能是主旋律的。这种倾向在《具有哲学意识的思维方式》，《为本性翻案》，《热爱》等作品中已初现端倪。虽然只是形似，但自成一派的阐释方式透露出童孔的思考偏好。这种自成一派是野路子，往狠里说其实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可以说是阐释，也可以说是在刻意误读。 进入哲学范畴之前，童孔在音乐里扮演的角色是个一会儿忧伤一会儿嬉闹的男人。即使在该唱《欢乐的吉他手》此类迪斯科旋律舞曲的年纪，他也能变身/变声中年人唱“忧伤的一出戏”（《人生小站》）。《我不是一个野孩子》虽然号称摇滚，大半曲目却在真切抒情。《童孔》中这种分裂更加明显。在《水云间》、《两个永恒》、《冬雪》、《痛啊》、《有一种醉》、《我可以》里，他唱的是忧郁，嗓音沙哑，声声是痛；在《爹》、《乡妞》、《看着办吧》、《时间差》里，他又像个流氓一样蓬勃有力大大咧咧。前者是独自醉卧水云间时情不自禁的忧伤，后者是刺猬自卫时竖起的刺。一个人的时候，他往悲伤的黑洞里钻；一旦面对人群，面对老爹和姑娘，他又马上变化成毫无所谓的痞子。音乐就这样暴露了他的化妆术。那个恶狠狠将刀捅进别人身体里的光头男子，凶神恶煞的面目底下躲藏着的其实是一颗多么孤独又脆弱的心。 童孔这样的男人，你真不知道该让他去摘天上的如钩新月，还是待在地上看烟锁重楼。他肯定不情愿上天，因为天上屁都没有，他也不能老实待在地上，人情机关让他无所适从。但最后总得有个出路。陈爽回忆童孔说过自己四十岁时要做件大事。他以为指的是出家或者发新碟。谁都没想到四十岁这年，他杀了个人。 真像是宿命。他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烟锁重楼。

> 5回应

2004年，太合麦田出过一张三里屯酒吧歌手的翻唱合辑，《江湖行》是其中一首。这首歌第一次正式发行，还是通过黄氏兄弟1994年的那盒卡带。 卡带由黄燎原的汉唐文化发行。汉唐文化1993年于成立，是大陆第一家私营音乐制作公司，曾为中国90年代初的城市民谣运动贡献过几张不错的作品。我在网络上搜索“汉唐文化”，搜出一堆不沾边儿的公司，估计这家大陆第一早已寿终正寝。1994年“校园民谣”后来居上，城市民谣的地位则江河日下，一时风光的唱将们，如艾敬，如李春波，星光也迅速黯淡。随后或选择转型，或渐渐淡出歌坛。 黄群最早的工作是水表厂的设计员，但很快就辞职组乐队，随后北漂，跟在北大读书的弟弟黄众一起创作出《江湖行》。如今黄群做导演，黄众做咨询。两兄弟都已经远离音乐圈。或者照黄众的说法，自己根本就没在这个圈子里混过。 90年代初，诗歌和诗人的光芒还没有被物质横流完全湮没。那个时代的民谣，很多都是词强曲弱的长短腿作品。黄氏兄弟的专辑也有这通病，但不是毛病。很简单的作曲，加上两兄弟的“野嗓”，让这些歌听上去很硬朗，“当年满山坡奔跑的英雄”呐喊的声音真的是“直到今天不肯离去”。这张作品倔强，冲动，充斥着少年心气，连关于爱情的《悬念》和《你是不是后悔》都坦荡高调，甚至有点儿浑不吝，这有点儿像现在的沙子。据说有许多后来的大牌参与了制作，但编曲的低水准说明这些大牌当时很可能是去混盒饭的。 《江湖行》的不俗，就在于这种硬朗的气质，天生丽质难自弃，别人想学也学不来。专辑出版的时候，城市民谣正如日中天，北京高校里的大学生们也正攒着劲儿等待成为世界的新宠。那时候黄群已经混了好几年乐队，身边都是城市民谣的先锋官。而黄众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又让《江湖行》与随后兴起的校园民谣少不了瓜葛。兄弟联手文武双修，兼收城市民谣的老道和校园民谣的精致。这才让这张专辑既有广博的视野，也有耐心的思考，比后来那些象牙塔里传出来的歌儿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比城市民谣那些浅尝辄止的忧伤更有话可讲。 《江湖行》拍过MV。如果你感兴趣，下次去钱柜唱歌的时候不妨找找。老实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傻的MV。MV的粗制滥造暴露出汉唐文化在包装歌手上的有心无力。1994年，窦唯张楚何勇唐朝已经靠台湾滚石的财大气粗在香港红勘举办了演唱会，汉唐文化却还必须在2000块人民币的预算内小心翼翼地组织MTV脚本。黄氏兄弟最后谁都没有选择继续在音乐圈里死磕，应该是悟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硬道理。“水泊梁山的梦已醒，笑傲江湖的曲未终。”从音乐江湖的纷扰中脱身，人家酒喝得更自在，歌唱得更从容。

> 2回应

上帝有时真是慷慨。1991年，他把四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组成“Baboo”乐团。仅仅过了两年，在完成一张专辑之后，乐团就解散了。老头子一定是反悔了。 这四个年轻人，分别是主唱兼吉他手林暐哲，键盘手李欣芸，鼓手李守信，以及日本籍Bass手金木义则。乐团解散后，像《保丽龙》唱的那样，四个人“该飞的飞，该钻的钻”，继续在台湾乐坛上天下地。林暐哲转入幕后成为制作人，做过杨乃文陈绮贞和转战到非主流战区的小魔女范晓萱——爱好八卦的人一定还通晓他跟杨乃文的台北爱情故事。2004年，林暐哲成立音乐社，捧红了07年炙手可热的Indie Pop乐团“苏打绿”。李欣芸在美国进修三年后，把主要精力放在电影配乐上，除了《台北晚九朝五》的颓废，《双瞳》的暗郁，还有《单车环岛日志》晃眼的健康，音乐做得高调，人做的低调。李守信其后参与多家乐队，勤勤恳恳打鼓，早被台湾音乐圈的鼓手们当劳模了。至于金木义则，古典（大提琴）现代（Bass）两门抱，有人说他是日本Bass之神，那就神吧。 现在听这张15年前的专辑——真难相信它都15岁高龄了——还是无法归类。有人说是“童话”，那也是青春期童话。非要找一个契合其气质的词儿，“魔幻”倒更合适。顺便说一下Baboo的含义。Baboo是台湾以前沿街叫卖冰淇淋的小贩使用的一种工具，用手摁，就会发出“巴——卟”的声音。夏天天热，小孩子们最想听到的就是这“巴——卟，巴——卟”声。乐团用这个名字，应该是标榜自己冷冽新鲜的音乐主张。还有人说这是性暗示，这可能要请问一下有文化的台湾人才知道。 童话不是用来玩儿的，但魔幻可以，在真假里穿梭，在世俗中做梦。除了一首忧郁的情歌（《彼句话》），《新台币》中的大部分作品凑齐了一台光怪陆离的马戏表演，四个年轻人自娱自乐，彻底玩疯了。专辑中音乐元素庞杂不算，这些元素的搭配还很夸张，很多地方给人感觉是刻意求奇求变。 Baboo的核心是林暐哲。从专辑所包罗的内容来看，林看上去像个愤青。国家社会地球，没有他不操心的。《耗子搬家了》调侃台湾九0年代的移民大潮，《保丽龙》是一箭双雕的环保歌曲和愤青檄文，《魔术师》拿虚伪的政客开刀，《打》狠批传统教育模式，《摩登原始人》讥笑现代人自以为是的文明，《新台币是一尾鱼》则把金钱比作“滑溜溜”的鱼，“有人嫌臭臊，有人是兴趣趣”。 但“熟悉他的人知道他是个小孩”。余下的几首歌，《棒球狂》、《尪仔标的世界》（尪仔标，一种硬纸圆片玩具）和《好鼻师》，如果非要往思想深度上硬扯，也不是不沾边儿。但我以为这些歌单纯是对童年生活的怀念。Baboo不光是立场，也许还寓意着对那种简单乐与怒的向往。 《新台币》虽然出手不俗，却叫好不叫座。林暐哲因此灰心，乐团解散后，他流浪到纽约，一度想要转行做电影。但后来还是回到台湾，加入魔岩唱片，重新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征途。林暐哲这次摸准了流行音乐的脉门，《新台币》中的乖戾之气从此荡然无存。1993年的这场魔幻实验，也就这样在自娱自乐的一台马戏中黯然收场。

> 0回应

虽然陈楚生俘获大众耳朵靠得是城市民谣，但唱片公司的心思似乎并不在此。一个当红的歌手，再配合音乐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唱法，比看上去已是明日黄花的城市民谣增值系数更大。 参加“快男”比赛的时候，就有人质疑陈楚生歌路过窄。单纯从音乐角度而言，歌路过窄并不是问题，只要能找到合适作品由他独特的声线来演绎，反而能让其音乐风格自成一派。但事实是，对唱片公司而言，发现一个好的歌手，坚持对优秀音乐的后援固然重要，但唱片公司背后的推手都是商人，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这个歌手能不能让他们荷包满满。 歌迷有歌迷的喜好，商人有商人的盘算。但算来算去，我们会发现其实都是一码事，商人只听市场的，市场又是谁说了算？所以，把陈楚生的EP搞成“四不像”，我倒认为是唱片公司的试水之举。他们也吃不准这么一块好钢该用在什么地方，干脆四面发力，排出几杆旗幡，个个都打陈楚生名头，就看大家往哪杆旗下挤。 只是快男比赛所刮起的疾风暴雨因为久不动作已经云淡风轻（虽然有几场反响一般的巡演），天娱又没有耐性等到一切风云平息之后花重金再次造势，所以仓促出手的这张EP尽管号称有三大制作人联合发力，却看不到一点儿高明之处，瑕疵倒是不少。 三首原创歌曲中，《寻找》和《有没有人告诉你》我们已经听过。EP中的版本在编曲上都做了改变。《寻找》中加入了键盘和采样，用意不错。《寻找》这样的音乐，最适合灯影流动霓虹斑斓的都市夜生活，键盘和采样能渲染出这种迷醉和茫然的味道。问题是，它们都用错了地方。第二段副歌之后键盘与采样的介入把整个一小节搞得轻重不分乱麻一团，与处理得很厚重的人声也格格不入。如果说整张EP音乐风格多变尚可原谅，把一首歌也处理得如此毫无重点乱抹粉妆，所谓的三大制作人就让人觉得名过其实。这首歌，要么就走朴实的城市民谣路线，突出人声，辅以单线旋律，保留开头的采样和结尾的钢琴；要么就走迷幻路线，把人声处理的更加多变，使之成为与采样浑然一体的部分。不管怎样，中间那一小节画蛇添足的采样都应去掉。 据说陈楚生不满意《有没有人告诉你》以前所有的版本，这次特地请来号称“吉他教父”的台湾吉他手江建民。可我分明听到大部分时间都是电鼓把可怜的吉他声音挤得支离破碎。当然，是有两段吉他Solo，但在我看来，这两段装腔作势不知多云，倒不如不要。一首典型的城市民谣所倚重的吉他完全被消解，陈楚生的音乐，真得是不知道该姓什么了。 《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让人不至于太失望。仅从旋律以及编曲而言，陈楚生的创作实力毋庸置疑。“小拉丁”和“小Funk”在度上把握得很好。撇过那段滥俗的Solo，吉他的几处穿针引线颇为精彩。但如此用力过猛的歌曲并不适合由他演绎，音乐类型也与所谓“感恩”主题不太搭调。 《Sing》的翻唱可圈可点，但也不算上乘。陈楚生的声线倒是很像Traivs的主唱Fran，不足之处是唱得太干净，不够粘，每一句的尾音断得又太脆。虽然只是细枝末节上的不足，却把原唱的味道冲淡不少。最糟糕的是，一点儿也听不出有翻唱出新花样的蓄谋。 《La La La》的词曲作者姚云是王铮亮在川音的学生，风格秉承了老师的不咸不淡华而不实。这首歌让我听得差点儿起鸡皮疙瘩。陈楚生你不姓魏也不姓苏，用自己的方式唱歌好不好？ 但愿这次试水之后，唱片公司能搞清楚陈楚生该姓什么？

> 1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