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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你的“小清新”——《非音乐》专访My Little Airport
去你的“小清新” ——《非音乐》专访香港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 文/杰森山羊 原文刊于《非音乐》67期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民谣、电子、噪音,独立流行团My Little Airport(以下简称MLA)极速风靡内地各大校园的同时还在欧美日韩掀起了一点小波浪,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了。事实上在香港有一批风格相似的...(5回应)
去你的“小清新” ——《非音乐》专访香港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 文/杰森山羊 原文刊于《非音乐》67期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民谣、电子、噪音,独立流行团My Little Airport(以下简称MLA)极速风靡内地各大校园的同时还在欧美日韩掀起了一点小波浪,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了。事实上在香港有一批风格相似的乐队,可是真正打破坚冰的是MLA,秘诀只有四个字,甜而不腻,自称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两位乐队核心阿P和Nicole恰恰形成了默契的互补。有人爱自然就有人恨,伴随着新专辑《介乎法国与旺角的诗意》的发行,新一轮的争论又开始了。 热身时段 1.MLA的音乐是简单的儿歌吗? 对熟悉独立音乐的朋友来说MLA的音乐确实不新鲜,单从技巧上来衡量也不复杂,不过想想那些对Nirvana的无端指责,我们会发现表现力和创造力才是关键,最简单的音符表达最深刻的情感才是最困难的。 2.MLA的新专辑变难听了吗? MLA不是AC/DC,永远一个样不见得对人人都是好事,也没人会要求Bob Dylan表现他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还要既上耳又上口,况且好听有统一的标准吗? 3.MLA消极而偏激吗? 如果连MLA这样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也被认为偏激,或许我们这个完美的社会真没什么需要改变的了。 意淫结束,听听乐队灵魂阿P自己怎么说吧? A.介乎新作品与新鲜事的疑惑 1.据说Nicole去北京发展了,是真的吗?她会继续与乐队合作还是慢慢淡出。 阿P:Nicole是去了北京,怎样合作还要看情况,不过预计明年各自都会有其他事要忙。 2.有乐迷朋友觉得《介乎法国与旺角的诗意》不如以前的作品主题那么明确,有拼凑之嫌,你们是如何定义这张新专辑的? 阿P:我从来都不是要追求什么主题明确,作为一个人,很难只为单一主题而创作。而且碟名都说明了,介乎法国与旺角的诗意,你不会在这里得到什么单一明确的东西,当然,某些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3.《我爱郊游,不爱派对》是首相当大胆的作品,新闻系的阿P一定还有很多话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关于这首歌,关于《你睇斜阳照住个对双飞燕》,关于阿P的另一面,有没有什么委婉、含蓄、有趣儿的解释? 阿P:要说的当然还有很多,只是有时觉得音乐终归不是一篇文章,不同时间和地方的人听后会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这些关于香港的歌,例如我写了“基本上我是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青年”,内地的青年会误以为我们是倾向内地的社会主义,这是很好笑的,我们在香港想对抗资本主义不代表我们认同内地的制度,我们向往的是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关于《你睇斜阳照住个对双飞燕》,这专辑就更加的香港,这些歌是很幽默的,但如果内地听众不了解背景,就只会觉得“愤青”,比如你先要知道香港08年警权过大的问题,以及传媒对“圣诞半裸派对”的炒作,再来听“湾仔差馆奇遇记”才会觉得有意思。 4.阿P给非音乐的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永远的梦遗》这本书的内容吧。 阿P:那不算是一本书吧,只是一些手稿和画了一些公仔,卖完300本就算了。 5.MLA在许多大学都相当受欢迎,常有朋友抱怨为什么MLA不来xx,近期有没有到更多大陆城市演出的安排? 阿P:其实我不大热衷演出,因为只是重复演奏以往的作品,我宁可多花些时间写歌。 B.与音乐有关的正经事若干 1.乐队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会有分歧吗?如何来平衡?还是说阿P一个人做决定。 阿P:一般来说我先写歌词,再做音乐,然后录Nicole的唱。也试过我先写音乐,让Nicole来作词,但很少成功完成,所以都是分开各自写。有时只为追求平衡而创作反而什么都做不成,我觉得更重要是了解自己,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得最好。这次也有很多朋友参与新歌的创作,比如阿雪(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Terence(湿湿的梦)、陈宁(蓝白红风格练习)、Vicky(我爱郊游,不爱派对),都不只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2.MLA好像喜欢用句子做歌名,有朋友开玩笑说MLA其实是一支Emo乐队,为什么歌名都那么长? 阿P:The Smiths、Morrissey、Television Personalities、Belle And Sebastian都有用句子做歌名,他们不是Emo乐队吧,我也不觉得用句子做歌名有什么特别。 3.MLA的歌相当上耳却又不落俗套,甚至比一些欧洲的清新乐队更加耐听,那么MLA的作品都是反复推敲、组合与修改的结果吗?还是说更多时候是一气呵成,只做一些小的修改。 阿P:两者皆有,但我觉得一气呵成的那些比较好。 4.“小清新”这个说法多少有点贬意的感觉,相对于一部分比较极端的乐迷,那些很少接触欧美流行乐的朋友反而对你们持更加宽容的态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阿P:我自己也很讨厌“小清新”这种说法,去你的“小清新”,我想我其实也属于比较极端的乐迷。 5.关于卧室录音,有没有什么好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想过更好的录音条件吗?还是就喜欢这种方式。 阿P:有想过更好的录音条件,只是没有钱。同样,如果只为追求好录音而制作,可能什么都做不成。 6.阿P说过喜欢Serge Gainsbourg的歌词内容,而“阿波马草结婚了”的音乐部分让我想起了披头士的一首歌,你们喜欢那些六七十年代的摇滚艺人吗?有没有想过要做比较迷幻或是布鲁斯一点的作品? 阿P:喜欢的六七十年代摇滚艺人太多了,但我目前对追求不同风格的音乐兴趣不大,我比较关心歌曲内容,所以越简单的音乐越适合。 C.不要紧张,只是关于生活 1.希望对个人来说可能是决定性的精神支柱,阿P真的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未来吗?那么是什么支撑你们继续呢? 阿P:经济发展得越好的社会,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只会令有钱人越有钱,穷人越穷。上一代毕业的人仍有机会上位,近些年毕业的青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但对于我来说,没有未来也有没有未来的玩法,我只管不务正业,不停做音乐好了,环境越差,有时反而令人奋发向上,就像所有有理想的革命都是在最坏的环境下产生的。 2.相信2012地球毁灭的预言吗?假设这都是真的,在那之前你们最想做什么事? 阿P:我不认为地球会毁灭,但我相信那会是人类的一个转折点。 3.AV在阿P眼中是一门艺术吗?最喜欢的AV是谁(男女皆可)?有没有什么特别经典的片子或是情色书籍要推荐给大家? 阿P:哈哈,我看AV只是为了看AV,不是为了看什么艺术,也不会去记住它的名字。 4.我非常喜欢“给Face杂志的记者Ivy”这首歌,它的演唱方式在MLA的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你们是如何看待八卦新闻及其从业者的?有没有什么要自我爆料的? 阿P:其实我是同情那些从业者的,像Ivy,其实她和我同年,又是念新闻系,我很明白她的无奈,我觉得这首歌的副歌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的。 5.最讨厌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 阿P:就是你现在提的这一条吧。 D.得不到答案,豆瓣歌迷便无法停止抽烟 1.音乐能拯救这个社会么? 阿P:我相信可以,虽然不是直接地拯救这个社会,但可以用音乐向社会提出问题,引起关注,从而改善机制。 2.《失落沮丧歌》与太宰治有什么联系吗? 阿P:读大二时认识了一个女孩,那段时间很抑郁,她介绍我看太宰治的作品,她对我说你可以很抑郁,但不可以没有作品,就像太宰治,因为他有好的作品,所以他的抑郁是值得的。后来我便写了《失落沮丧歌》 3.每张专辑里都有一首叫“My Little xxx”的歌,是故意的还是巧合? 阿P:是故意的,除了第一首,Nicole写的“My Little Banana”,是她自己取的,后来的那些是我为她改的,想看起来比较统一。 4.阿P写的很多歌是关于男孩子的情事吧,为什么都是由Nicole来唱呢?是想营造一种什么效果吗? 阿P:只是想营造唱得好些的效果吧。 5.“马田的心事”的马田是男还是女。 阿P:男,同事。 6.是否已经开始存钱,为29岁前往北欧冻死做准备? 阿P:有,但应该存不够钱,而且时日无多。
再见,心碎情人——Club 8 专访
再见,心碎情人——Club 8专访 文/LILISAY 刊于《通俗歌曲》2010年第七期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脆弱的,清淡的,稀薄的,甜蜜的,柔情的,暖暖的。Club 8就像一个美丽又柔弱的情人,借着飘渺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桩桩伤心事。 在沉默了三年之后,2010年Club 8终于又带着自己的新专辑回来了。对于新专辑《The Pe...(10回应)
再见,心碎情人——Club 8专访 文/LILISAY 刊于《通俗歌曲》2010年第七期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脆弱的,清淡的,稀薄的,甜蜜的,柔情的,暖暖的。Club 8就像一个美丽又柔弱的情人,借着飘渺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桩桩伤心事。 在沉默了三年之后,2010年Club 8终于又带着自己的新专辑回来了。对于新专辑《The People’s Record》中流淌出来的非洲和南美音乐情结以及营造的欢乐氛围,Karolina解释为这是一种新鲜的尝试。 不管新专辑带来多少争议,我们所知的是,告别忧伤,Club 8依然动人。 LILISAY:L Karolina:K Johan:J L:你现在身在何处?和我们谈谈你所在的地方吧。 K:我现在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一个咖啡馆的小花园里,正在喝着鲜榨橙汁。这儿的夏天刚刚来临,和一两个月前相比差别非常大,现在这儿美极了。生活在这样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感觉很美妙,随着季节的更迭心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样很好。三个月前,这儿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苍白又僵硬的神情,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不愿多说话。而现在,你该来看看这些快乐的人们。大家都聚集在街道和广场,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神采,大家谈笑风生,啃着冰激凌,晒着太阳浴,情侣们相互调情,孩子们在公园长凳上做着家庭作业。在经历了八个月梦靥般灰色的日子后,每个人都像获得重生一般热烈又愉快。 L:有歌迷说你们的歌非常适合冬天聆听,你觉得你们的音乐和哪个季节的气质更相近呢? K:我们的音乐比较像初冬的感觉,带着对夏天的强烈的憧憬。 L:Karolina,作为音乐人同时又是老师,你更喜欢你的哪个身份?你的学生们喜欢你的音乐吗? K: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做老师了,但是一直很期待重回校园任教。能够给年轻人一些鼓励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的学生在13岁到15岁之间。这是一个极具创造力又非常反叛的年纪。他们甚至在如何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也有好的想法。 说到我的学生们是否喜欢我的音乐……呵呵。我从未告诉过他们我同时也是一个音乐人,这一直都是一个秘密。因为我们在瑞典从不做现场演出也很少接受采访,所以要做到这些也挺简单。我们不想在瑞典出名。 L:Club 8从1995年成立至今已经15年了,是什么动力让你们坚持着做属于Club 8的音乐? J:音乐可以说是我生活的全部。写歌对于我来说是表达自己情感的途径之一,释放自己的压力和烦恼,这也非常具有创造性,让我充满成就感。而且写出一首自己满意的作品对我来说是非常享受的过程。这个需要花费脑力和精力的创作过程让我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音乐上来,这一点非常吸引我。另外这也是我社会交往的一个部分,比如和Karolina呆在录音室,或者是去世界各地巡演认识不同的朋友。 L:我们知道Johan在Labrador厂牌中担任重要职位,那么你选择艺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J:在对艺人的选择上我听从我的内心。如果我喜欢这个乐队,我就会将他签下。我不会去考虑太多商业因素,他们的专辑是否能够卖得出去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音乐是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的。但是话说回来,一旦我们签下一支乐队,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大众的喜爱。 L:创作音乐的灵感来源于什么? J:我写的歌词并不全部来源于我的生活,但是它的确也是我生活片段的写照。因此可以这么说我的生活给予了我最大的灵感。其他音乐人的作品也会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感受,以及四处旅游也是获得灵感的方式之一。比如巴西就是一个很独特很有感觉的地方。 L:来谈谈你们的新专辑吧。新专辑和以往的作品有何不同之处吗? K:这张专辑和我们之前的作品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新鲜有趣的一次体验。我们吸收了世界各地有特色的动听的旋律,这张专辑的节奏非常明快,让人忍不住地想跳起舞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我们最欢乐的一张专辑,从旋律上来说确实如此,但是歌词还是有些忧郁。我们想将快乐和悲伤同时融合在我们的音乐里,这种结合非常美好,就像日光在雨中闪耀一般。 L:我注意到这次的专辑你们并非像以往一样亲自制作,而是请了Jari Haapalainen担当你们的制作人。为什么选了Jari? K:我们喜欢他之前的作品,有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他的一个采访,他说他现在对非洲音乐很感兴趣。然后我们就马上和他取得了联系,问他有没有兴趣和我们一起合作。因为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所以他立马就答应了下来。其实在此之前我和Johan就已经将所有歌曲录制完毕。但是在Jari加入后,他挑选了9位音乐人加入了我们,重新录制这张唱片。这9位音乐人都非常有天赋,所有的乐器都是在录音室现场录制的。我们给了他们最大的自由度来诠释我们的音乐,其中也不乏他们各自的即兴表达。他们在录制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让我们非常欣赏。如果仅靠我和Johan二人的力量是无法完美的呈现这张专辑的。这种奇妙的特别的生动的能量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专辑里。 L:你最满意Club 8哪张专辑? K:我比较满意的有两张。一张是《The boy who couldn't stop dreaming》,它非常个人,亲切,诚实又温暖。另一张就是新专辑《The people's record》,它非常特别,生动又蕴含着一股能量,很打动人。 L:这是你们第三次来到中国,你们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 K:虽然我们只去过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但是中国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歌迷非常不错。在演出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尊重和友善让我们非常感动,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歌迷。所以在中国演出时我们感觉非常舒服,在演出结束后我也喜欢和他们进行交流。 但是我也发现大家说话比较小心翼翼,不愿告诉别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尤其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这是我在其他国家从未碰到过的。 另外中国的发展真的很迅速。我们曾在2004年的时候来过北京,短短几年过去,北京的变化非常大,高楼,商场,汽车比以前更多了。街上随处可见麦当劳和肯德基,但是说实话中国菜非常棒,我非常喜欢。 J:早在1988年的时候我和家人来过一次北京,和过去相比,现在北京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这种感觉很奇妙也很有趣。 L:如果哪天Club 8变得像流行明星一样世界知名,你们会从中获取满足感和成就感吗? J:如果这事发生在另一个遥远的国家,比如中国,我觉得应该会非常有趣。但是如果是在瑞典,那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想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 K:我绝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形出现,不管是在哪儿,绝不!有一小部分人喜欢我们就足够了。 L:很多乐队都更偏爱现场演出,但你们却说 “现场演奏是浪费时间,我们不喜欢、也无法在现场好好演奏”,为什么? J:我也喜欢在现场演出,看到那些喜欢我们音乐的人我感到很开心。但是对我来说录音的部分更加重要,那是我们创造力的一个展现,对音乐内核的挖掘有着重要的意义。 K:我也很享受现场时光,但是我不会频繁做演出。一年做5-10场就足够了(从1995年到2008年,我们每年仅做一次演出!)。高频率的演出会让我觉得音乐变成了一项工作和任务,同时我们也想保持新鲜感和神秘感,争取每一次演出都带给大家不同的充满魔力的体验。 L:爱情是你们音乐中的一大重要主题吗? J:事实并非如此。各种不同的联系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音乐的一部分。我现在甚至有点抗拒写爱情歌曲。爱情被过多的歌颂显得乏味又老套,这是我想极力避免的。 L:近几年瑞典音乐越来越受到中国歌迷的关注,我们也注意到,瑞典有非常多的优秀音乐人,你们觉得这和瑞典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有关系吗?在中国,很多摇滚音乐人必须在做音乐的同时继续做其他工作才能有钱养活自己。只做音乐,对大部分乐队来说是无法维持生活的。在瑞典有这种情况吗? J:在瑞典也差不多,很多音乐人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觉得不以音乐为生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对音乐的发展也很有好处。尤其是在音乐的创作上,你会更加自由,也更加忠实于你的内心,因为你不需要你的作品给你带来直接利益来养家糊口。 L:瑞典以流行/跳舞(Pop Dance)类音乐众多而闻名。你们是不是也深受这样的音乐环境的影响?谁对你们俩的音乐之路的走向影响最大呢? J:我13时开始学吉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喜欢上了一些独立流行乐队比如The Smith。在此之前我主要听一些合成器流行比如Depeche Mode 和 Fad Gadget,也尝试过用键盘创作音乐。但是自从我接触吉他后,我才开始痴迷于音乐。后来我比较喜欢非洲音乐和法国六十年代的音乐,比如France Gall 和Jane Birkin. L:从《Nouvelle》和《Friend I Once Had》到2001年的《Club 8》你们的风格做出了一些转变,发生了什么使你们做出这种改变呢? J: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去做更多新鲜的尝试对我们来说更有趣一些,我们不想再重复自己做guitar pop了。 另一个答案是我们自身的情绪决定了我们音乐的情绪。当时我住在斯德哥尔摩乡下的一个农舍里,那是一段非常压抑的时期,在那种状态下,我写下了《Love in December》这首歌。 L:有个说法是“Piracy is killing music”(盗版毁了音乐),作为音乐人,你们怎么看呢? J:或者我们可以换句话来说盗版毁了唱片市场,但是盗版摧毁不了音乐。我们不能以赚钱为最终目的来做音乐。但是我当然也支持大家能花钱购买自己喜欢的音乐。
le soleil brille
其实感觉还行 也就是小BOSA了 阳光 沙滩 就这些 不过是法语的女声 所以特别入耳~~~ 就当我在做听力好了 只是听到几首耳熟能详的口水歌 感觉比较猥琐 有太阳的早上听听 le soleil brille~~~ les oiseaux chantent~~~ (寒一个 法文课本里的句子 俺记得还挺清楚~~~) 就这样 (3回应)























你手里还有星星吗?
你手里还有星星吗? ——《非音乐》独家专访B LONDE REDEAD 原文刊登于《非音樂》72#,轉載請注明出處 采访/James Tiscione 编辑/lilisay 无需多说Blonde redhead的犀利与独一无二,也不用怀疑Kazu的依旧敏锐和性感,光凭他们带着今年的新专辑《Penny Sparkle》登陆摩登天空音乐节就已经足够让人欣喜了...(3回应)
你手里还有星星吗? ——《非音乐》独家专访B LONDE REDEAD 原文刊登于《非音樂》72#,轉載請注明出處 采访/James Tiscione 编辑/lilisay 无需多说Blonde redhead的犀利与独一无二,也不用怀疑Kazu的依旧敏锐和性感,光凭他们带着今年的新专辑《Penny Sparkle》登陆摩登天空音乐节就已经足够让人欣喜了。 虽然相较《23》和《Misery is a Butterfly》,《Penny Sparkle》稍显平凡,但是其内在的光依然夺目。像一颗攥紧在手里的星星,哪怕是从指缝漏出的那一点点已足够闪耀。 Simone:S James: J J:你们的新专辑《Penny Sparkle》使用了很多罕见的合成器,你是如何找到它们的? S:我们所用的合成器的一部分来自这张唱片的制作人,Fever Ray 的Henrik 和 Peder。 在纽约我们也和调音师Drew Brown(Beck, Radiohead)一起录音了10天,当时我们租了一堆又老又经典的合成器,比如 Prophet,Arp,Moog,Melotron等。 其实用这些键盘不难找出好音色,但是其中并没有太多可供选择。比如这张专辑中的一首歌Will There Be Stars,在开头有个很低的音频,它用的是一个很老的合成器叫Buchla,它属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博物馆,所以Henrik 和Peder后来亲自去了瑞典把它录了下来。 他们回了纽约之后,我们去了纽约知名的Sear Sound 录音室。那边有一个很大很老的带软线的合成器 ,我们用它编了一些鼓音。 J:录音时,你们是属于“第一次即最佳”这一派的吗? 我们经常这样录音,但是这张专辑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Penny Sparkle》是我们最复杂的唱片之一。合作者从始到终都不在同一个城市。制作人在瑞典,我们在纽约, 所以只能互相转发录音数据, 其间我们还去了瑞典两次. 后来调音师Alan Moulder (My Bloody Valentine)做了混音制作,他在专辑中注入了很多自己的风格。 J:在编曲这一方面,你说过你终于学会了怎么“直来直去”。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以前我们时不时会偏向多层面浓厚的曲子,后来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化繁为简。其实你不必把你所有的音乐都摆出来、弹出来。如果给听者留一点想象的空间,你的音乐会更清楚,况且听者还会从你的曲子里听出你没想到的一些东西来。还有可以用细微又简单的方法来暗示更复杂的音乐。同时我们不想把音乐编得太繁琐,而是多注重曲子里最重要的部分。在这方面Henrik 和Peder都很强。其实我们经常会出现磕碰。比如我们要多加一点吉他但他们会很断然的说“不”。这样会让我们觉得难办,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和如此固执己见的制作人合作过。我们以前的制作人Guy Picciotto (Fugazi)就让我们感觉很放松、很自由。不过他有时也会像一只看门狗一样凶,完全不给我们开小差儿的机会而让我们规规矩矩地把专辑按时做好。 J:你们曾给纪录片《龙与地下城》做过配乐,并且今年8月专辑再版了。你之前曾坦言在此过程中做了很多“音乐上的妥协”,可以和我们具体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吗。 当时我们和导演Keven McAlester合作,他也是我们的粉丝。当他在剪辑时就已经给关键的一些镜头配了几首歌,以便给我们做个风格上的示范。不过如果真这么做下去一定会碰钉子,对原配的音乐开始熟悉,就难以想象用别的。导演把这些镜头看了N次之后,似乎是让我们写跟他已配音乐差不多类型的曲子。结果还好,不过不是典型的我们,而是比较抽象的Blonde Redhead。 J:还会给其他电影配乐吗? 因为我们一直忙着这张新专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但是我很想再试试,这很有意思。 J:你想接到哪个导演的邀约呢? 哈,不好说。那部电影《Rushmore》的导演是谁?对,Wes Anderson!他每部都有好音乐。要不Sofia Coppola,她的也有又新鲜又有趣的音乐。 J:你们巡演刚开始,你在路上最期待以及最讨厌的是什么? 巡演很爽,因为这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当然最令人讨厌的肯定是缺乏私人时间。不过这才是音乐人的生活吧。在一方面限制重重,在另一方面又能赋予自己最大的自由。纵览世界之后,在回到家进行创作的时候,这些新的经历会给你的创作以新的灵感以及变化。 J:在巡演时能创作吗? 绝对不行,我们经常讨论演出的各个方面,调音、照明等。 我们以改善演出为主。还是回家后再想别的吧。 J:你们上台前要做的准备工作是什么? 就喝红酒(哈哈)。Kazu上台前必须喝点香槟酒,因为她会怯场。 J:她还怯场?那你呢? 那可不,我们都会有一点。当然也要看我们在哪里演出。如果观众有很多是我认识的人,我会有一点焦虑。我更愿意给陌生人演出,这样压力少一些。 J:现在中国音乐界开始变得更活跃,你有什么意见能给中国年轻音乐人吗? 尽量多地受到别人的影响,但绝对不要模仿。对我们来说,这样做很容易,因为如果我们着手模仿结果还是很Blonde Redhead。其实我们没有完美模仿别人风格的本事,我们只有自己的编曲模式。在意大利,你会经常听到很多音乐人像美国乐队一样,也许他们会觉得很酷,可那在美国人眼里看来是很山寨的玩意。最酷的就是要先让好的元素多多丰满你的创作风格。 J:你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出过在市場上反映良好的曲子而只是一个单纯被乐迷崇拜的乐队.” 你觉得这有好处吗? 是的。我们偶尔会说,“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张热门专辑来。” 与此同时,因为乐队没有旗开得胜或成名太早,我们会更自由地探索和发展自己独特的潜质和风格。 J:你还有什么很想做但没时间去做的事儿吗? 大多跟音乐有关的,因为经常和其他满是灵感的艺人打交道使我的心情丰富豁然开朗。不是说我不爱我们乐队,可我就是要认识更多。 J:如你再也做不了音乐会做什么? 我会过简单的生活,种地等。虽然我不太爱看书但我喜欢学习。所以,如果我发现一个很能把自我融入其中的爱好就会很容易上瘾,比如摩托车。当初我可一点也不了解,我买了一辆之后就发现,只会骑而不懂修让我很烦恼。万一在偏僻的地方发生故障那可怎么办?所以我买了一辆完全拆开的摩托,忙乎半天再把它拼成整机。现在我基本上什么都能修了。 J:想问一个奇怪的问题。你和双胞胎兄弟故意地交换过身份吗? 哈,好久以前,不太记得。不过在纽约街道上我会碰到粉丝说,“啊!你是Amedeo,你弹吉他!”有时候我没心情跟他们解释,所以我将就一点呗,因为如果你要试试讲清楚他们经常不会相信。那我就算了吧,不给他们讲(哈哈)。 J:据说纽约的音乐界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你有什么看法? 这么说是不对的。纽约还有很多牛B的乐队,比如Grizzly Bear、MGMT、Dirty Projectors等。可以说没有像80年代那样浩荡的音乐运动,可还有新的东西在出炉。我住在,Greenpoint, Brooklyn,很多的乐队就以那边为音乐基地。 J:你怎么会来中国演出的呢? 我们已经被摩登天空特邀参加他们音乐节几次了。可是跑这么远拉着设备很艰难。特别是三四十个小时的路程会让人很颓,影响演出状态。可是这次我们就想还不如试试呗。我宁愿冒个险,看看结果如何, 这样会给自己接触新的知识和随之产生灵感的机会。 J:乐队一共有15多年的历史,比很多人的婚姻还长久。对此你们有什么秘诀吗? 说创造,我们会有一点互相依赖的。这么长时间在一起,凭自己的创造力自由发挥有一点难以想象的。合作这么默契的乐队很难得,这点我们都懂,所以我们更愿意互相投机点。而且我们都是亲戚:Kazu 和我是伴侣,Amedeo和我是双胞胎兄弟。虽然这种情况会发生很多冲突,关键是好好学习怎么划分界线。但到最后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都互相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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