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只苍蝇撞墙的音乐

一 中午我妈塞我一张南方周末，规定我必须看其中一篇《大学团干之死》（http://www.infzm.com/content/57290），好和她老人家讨论下。我只好就着这两天一直听着的Kero One的Kinetic World读完。 文章结束，专辑正好放到Missing You这一曲。我想，世界如果像米老鼠和唐老鸭动画片那样儿，在这位团委副书记努力爬向楼梯顶层顺被纵身而下的过程中，有一个他内心的天使从头顶儿冒出来，一直在他耳朵边儿放Missing You, 也许他会停下脚步仔细听听这歌儿，在那轻盈的JAZZ钢琴和灵动的节奏里，听听Kero One这位日裔的MC和Hip Hop DJ用他戏谑自由的spoken words给他远隔万里已经分手的女友讲他在欧洲和日本旅行中的囧事儿。这位胸中淤积着怨气不平满腔怒火的团干部（题外话，我真不知道咱们的“团”是干嘛的，做为给党打下手的梯队，在学校和工厂里发发电影票？组织跳跳集体舞？找热恋中的情侣学生谈谈话好拆散人家？在办公室里盯着茶杯盖儿逗逗闷子？这是我上学时候见识过的团干部日常业务）也许会因此而逐渐地开始笑笑然后坐下抽根儿烟，骂一句“傻X，去你们的妈”，在街边小饭馆里喝瓶儿小二，然后回家舒舒服服地搂媳妇抱女儿去了。 然而现实显然没有我想的轻松无厘头，为了争夺做为领导组织大家干上述那些这些无聊事儿的权力而最终却被出了老千，这位同志决定牺牲自己的性命，抛妻弃子，从楼顶一跃而出迎面向下。 二 也许我们地大物博的祖国什么都不少也不缺，但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我们称之为中国人的这一砣，比起剩余的其他人类，在灵魂里少了最重要的一大块儿，上面写着──“自由”。 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以一种奇怪地方式自始至终寄寓在一个禁锢的铁罐儿里。我们要么结成大小不等的几大块儿，在铁罐里互相猛撞，飞出带血的火花。要么听话地爬在黑黑的罐底，傻傻地等着有个把能人掀开罐口，透点儿光亮进来。就像傲娇的姜老师在《让子弹飞》里自诩能做的那样儿。 很少有人意识到，本族人需要的其实是一颗Free Soul，不对不是一颗，是每人一颗。这玩意儿让我们每个个体不再执着于结伙冲出铁罐儿找亮儿，或者自我阉割似的修身成铁罐儿的摸样以便严丝合缝地栖身。Free Soul让我们直接藐视铁罐的存在，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不会再觉得那是个事儿，值得我们为其付出哪怕是一个吐沫星子。 三 并不是说Kero One的这张专辑有多伟大的意义。正好相反，什么玩意儿一旦伟大就傲娇了，它随即再也不可能是自由随意的，不可能恰到好处地依然保留在个人的立场上。 Kinetic World的编配趋于通俗流行，Kero One的嗓音缺乏传统MC的力度和激情发挥，他做为一个旧金山的地下Hip Hop DJ，能找来客串的友情支持也很有限。但我喜欢他的态度，喜欢他寻常普通但自由舒展流露出的那颗Free Soul：没有什么能束缚他们的灵魂，哪怕是那种追逐自由本身的单线强烈愿望也不能框死他们的情感，他们永远拥有一颗随意慵懒的灵魂，对待一切充满爱意的随想，对于个人力量的欣赏和哥们儿之间那种永远平等广博的友情。 这也是我最早从影响我至深的那些HipHoppers，像Diagble Planets, Common Sense和给力的Eminnem身上嗅到的。 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也许互有不同，但是唯有一点不能放弃，不会为无谓的世事而牺牲一颗珍贵的Free Soul。 四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甚至是整个华语文化圈几十年了，始终都做不好Hip Hop。即使意识到自由的灵魂的重要，我们也永远找不到它确切的位置，无力确认表达它合适的方式。对它只有理性概念而没有感性触觉。 这是Kero One和这张Kinetic World以它随意却又精准的心态呈现的：Free Soul不用找，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呢，揉进音乐的不是费尽心机狩猎它的过程，而是怀揣着它去观察、描述、感触和享受世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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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十年前，有一天我在一个哥们儿家涮夜。快到午夜的时候，胡乱用遥控器拨到湖南卫视，正在播湖南台常播的那种歌友会。许美静穿着一套白色裙子，坐在一个高脚凳上，唱《城里的月光》。 我听中国流行歌曲很少，会唱的卡拉OK基本都是1993年以前的。但那个时候在电视里真唱的歌手真是凤毛麟角，我们几个人就很认真的听她唱完了这一首。 一致觉得她唱的真是动情。 2005年，我回北京，这个哥们儿送了我一张原版的《快乐无罪》。那时候这CD已经很难找了，他还是在地安门打口店里看见的，是用来装点门面糊弄工商的。 后来我陆陆续续攒齐了所有许美静的歌儿。反复比较，还是觉得这张《快乐无罪》代表了她的顶峰。情绪平稳流畅，声音醇厚干净，感情充沛踏实。特关键的是：很真诚，没什么娇揉的扭捏作态，没什么虚脱后的自我麻醉，没什么打鸡血后的贴胸毛式亢奋。那个感情很轻易的就从声音中汩汩而出，感染了听的人的神经。 我对流行音乐有个比较奇怪的见解：其实歌儿本身都没什么，基本全是最简单的几个和弦节奏，词儿翻来覆去都是“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的没什么新鲜，关键是唱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他或她有着什么样的情绪，是怎么唱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唱好流行歌曲其实特难──比做摇滚唱另类难多了。最基本的，因为可以把握而表达的感情比花哨的形式罕见多了。 题外话，算做对这个理解的旁证：我曾经在巴黎看过一场极搞笑的演出，一个美国姑娘（特可惜忘了她叫什么，据说是芝加哥地下音乐圈相当有名的一个名字）唱了一整场的惠特尼·休斯顿，唱到那首令人毛骨悚然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的时候，此姑娘把着休斯顿引以自豪用来显示自己横跨数个八度的著名“And I..."这一句从最低的八度开始，一直拉到高的不能再高的最后一个八度，每次大家都觉得她完了，拉不上去了，结果她老人家回回还给大家一个惊喜，我掐着表，她这句“And I...I Will Always Love You”足唱了十多遍，二十分钟之久。她老人家在台上唱的表情越严肃，越声嘶力竭，台下喜剧效果越足，大家最后全部狂笑着抱着肚子躺在地上打滚：一首可怕的流行歌曲生生被如此的方式和情绪演绎成了经典。 常有人拿许美静和“某人”比较，说因为喜欢“某人”才开始听许美静唱歌。我特不以为然，“某人”能在台上骨感扮冷酷颓废的同时，还不忘在家搓24圈麻将卡拉ok玩通宵，不忘和只会日复一日在又臭又长的古装武打电视剧里重复同一个傻笑表情的男明星结婚，不忘年年上巴黎名店甩信用卡买空整个店面。比起冲进酒店固执、疯狂而认真的要人家管自己叫“上帝”的许美静来说，我觉得后者真实多了。也可爱多了。 其实我能判断的依据并不多，但却相当的可信：她是如何演绎这些“泛滥”的流行歌曲的。没有故作深沉的音符，光怪陆离的配器，前言不搭后语拼命前卫的歌词，这些平庸之极的卡拉OK旋律从这样一个人的胸腔中涌出来，有情感，挺真诚，被彻底改变了它们原来的面貌。这个非唱歌的人本性如此而不能为之。 我相信，装X装疯的人肯定是永远不会真疯掉的，认真和真诚的过了头却可能会随时瞬间崩溃。虽然前者看起来酷的四两拨千斤讨所有人喜欢，后者可能更像累神吃力不讨好，总活在一个自己认定美好的“海市蜃楼”里。 专辑里《海市蜃楼》这歌不起眼但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许美静。而且是她自己作曲。林夕的词也写的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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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2月8号出了以后，评论一般。NME上有篇评论满分10分居然只给了5分。既然没人说好，我来唱一反调。 Just For Tonight肯定是首过瘾的歌。大家尽可以说扒了The Killers配器旋律甚至是歌词，但是后者分明是吸毒永远不过量的中产阶级“中青年”。One Night Only的那股子冲劲儿呢，The Killers没有。也可以说这几个Yorkshire的孩子还有点儿土，但渣儿怎么掉的也比Arctic Monkeys少吧。后者几个人看起来真像肉店伙计。写的歌也像。 据说这几个孩子12岁就凑一块儿写歌了。要说其中有人现在高中没毕业我也相信。年轻没错，有的就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一腔纯真的热情。虽然这很可能降低了专辑的厚度。但当青春偶像听不就没心理包袱了？比十几年前的后街男孩take that踩鸡脖子的颤音不是强多了？ 多听几遍，冷不丁还能听出点儿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青年少激情来。这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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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Glenn Gould演奏巴赫还是二十年前从加拿大带回的一盘磁带，他弹奏的哥德堡变奏曲是直接从33转的单声道胶木唱片上转录而成，连唱头摩擦唱片的沙沙作响都听的一清二楚。尽管质量不佳，但他堪称古怪而又动人心魄的诠释方式，大大的挑动了我对古典音乐的兴趣。巴赫在这位以孤僻，怪异言论和离群索居而著称的加拿大人的双手下，摆脱了一贯的温文尔雅和轻言慢语，变成了节奏跳跃而清晰，情感激荡而又冷静克制的现代音乐作品，其所焕发出的后现代性，给了巴赫一个二十世纪的全新面貌。 舒伯特曾经说过：“每天把平均韵律集做为必备的课业，你就能称为大师。“不过匈牙利著名的钢琴家席夫也曾谈起他做为学生时对巴赫的这上下二部曲集的无聊和厌烦，直到他听到了Glenn Gould的录音，才豁然开朗：原来貌似死板而乏味的巴赫居然具有如此的灵性，他由此而走上了探索研究巴赫音乐的道路，而且始终津津乐道Glenn Gould给他带来的深远影响。 Glenn Gould生于1932年的多伦多，他钢琴技巧娴熟的母亲自他三岁起就立志要把他培养为钢琴家，在他十岁进入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的时候，他已经娴熟的掌握了平均韵律集的上部。音乐学院智利裔的教授 Alberto Guerreo发现了这个孩子惊人的天赋：他从不循规蹈矩的演奏作品，总是把出人意料的戏谑、充满矛盾的克制和狂放情感融入音乐中，这使得他弹奏的巴赫与我们熟悉的风格大相径庭：宫廷雅致味道在这里损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由巴罗克风格，克制而又情绪激荡，结构严谨却透露出根源性的反叛，恰与当时世界上渐行渐起的后现代艺术理论相得益彰。Glenn Gould十六岁初登舞台，演奏会大获成功，被喻为战后最具大师潜质的钢琴家。23岁时他录制的哥德堡变奏曲为五十年代最畅销的古典音乐唱片。不过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却在32岁的时候突然宣布永久脱离舞台。在声明里他写道他已经完全厌烦了音乐会上装腔作势的“激情表演”，在音乐和他自己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位置留给台下的芸芸观众。于是在他的后半生完全蜷缩于他在多伦多的公寓里，犹如《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一样，不断发表作品和独树一帜的怪异言论，却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一面。 这部一套两本的《巴赫：平均韵律集》录制于1962年至1965年间的纽约三十大道录音室，录音室的工作人员回忆他们几乎无法停止Glenn Gould的“疯狂演奏”，每一首序曲和赋格他都要弹上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才罢手，每一个版本都不尽相同甚至令唱片公司的编辑都无从下手选择。Glenn Gould曾经不止一次的表示对冰封天地的北极的崇拜（他无数次的幻想自己的复出演奏会在北极的冰面上举行），而在这一套韵律集里，他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一种常人无法达到的“冰冷情怀”：跳跃的音符犹如冰莹般明亮剔透，滚动流畅的节奏犹如冰面下滚滚而来的地热让听者在瞬间体会到寒冷与温暖相交融合的极致。巴赫与钢琴在Glenn Gould的双手和头脑里焕然重生，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与感受，而这套《平均韵律集》也堪称是钢琴独奏中不可多得的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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