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夜如歌的音乐

原发于《嘉人marie claire》2010年11月刊，有删改。 上海浦东繁华处，酒店金碧辉煌，莫文蔚素颜出现，没有帽子或墨镜遮挡，一身白T牛仔裤加帆布鞋，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头永如海藻般的长发和亮堂的额头——一点不见想象中的，明星的强大气场。 快步走进电梯，她立刻占领了一个角落，默然地。冲她打招呼，就看到她脸上一线礼貌又转瞬即逝的笑，刻意把自己隐没。此刻正对面的她，确是素人。看她进房间，一时心里有复杂情绪：像见到一个多年旧友；也像触及梦境，有点恍惚。 说像触及梦境，是因为年少时她是“想成为的那个人”。想必有许多女人与我一样：有4A广告公司在几大城市做过调查，职业女性最想成为的明星形象，莫文蔚是第一名。6月2日出生的双子女，除了妩媚大胆，除了锋芒毕露，她还漂亮，曲线流畅的背，超长的腿，即便咧开嘴大笑，眼角纹路也挡不住恣肆风情。曾经她的美是有待商榷的，对她做过群访的同行告诉我，当时有记者貌似好意：“虽然你长相普通……”她立时打断：“对不起，我认为我非常漂亮。” 这样狠狠捍卫自己，把“不漂亮”斩钉截铁为“非常漂亮”的女人，焉能不爱？ 文艺女神只是幻影。她要的，是一切可控。 率大队人马进入套房，莫文蔚先要把窗帘尽数拉开，高楼一栋栋在她四围展开。她像居于世界的中心，将椅子转一个角度，坐定微笑，“你可以开始了。” 那一刻忽然不知道如何“开始”了。最应景的是她刚完成的新专辑《宝贝》， MV在澳洲拍摄，“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开始化妆，天不亮就出发。许多场地只能靠直升机上去，譬如大堡礁，一片在潮水中时隐时现的沙丘，只能算着涨潮的时间赶紧拍摄。我一个人站在一百多米宽的沙丘上，所有人都在我的头顶，当时好担心突然涨潮，没人来接我怎么办！还遇见一只混入羊群的小牛，我猜它把自己也当成羊啦！”随之哈哈大笑。 她说得欢欣，但整张专辑的歌，都像一个女人，于无声旷野，自己唱给自己来听。譬如主打《宝贝》， MV中她在半黄半绿的草原上漫步，蓝天白云。“我喜欢《宝贝》是因为它的合理，无论旋律、歌词，还是所描述的感情，对情人亲人甚或小猫小狗，都是适用的。它够简单，简单到接近pure，很单纯，也很真实。我常常觉得城市人想得太复杂太罗嗦了，城市的环境也太浮躁了，必须要有一些简单的东西，来平衡心灵。” 听了这些，忍不住疑惑：如果“最文艺”满分为10，你给莫文蔚打几分？ 当年她人文气与性感狂放交汇，有一把如诗如戏般暗哑丰富的嗓子，也敢玩全裸，简直是内地青年心中文艺女神，可不久前，有个跟我一样听了她十年歌、看过她所有电影的同行，奋不顾身抢到她拍广告间隙的采访，刚一结束就立刻打电话过来：她真是市场经济下的专业艺人，视自己如商品，做什么都是明码标价，拍全身广告是一个价，到现场知道重点在她那双腿上，立时费用加倍，没有商量余地。怪不得有个70年代生的记者在采访过她之后表示略微的失望：原来莫文蔚的“文艺”，泰半是词作者李宗盛大师的功劳。 此刻我眼前的她，在采访的间隙用粤语向助手要一杯西瓜汁，听他讲了句什么，不加掩饰地笑起来。她和助理之间的气氛温吞吞的，老朋友的样子。又说唱歌：“越来越懂得如何处理嗓子和呼吸。呼吸是唱歌的一部分，像一首歌的标点符号，给它属于莫文蔚的情绪和气质。录音之前不需要特别思考要如何诠释，但进了棚，听到编曲，好像拍戏前听导演喊action，立刻入戏。” 她说最喜欢的，是“一切可控”的感觉。“绝大多数事，我知道怎么做会做得好。要开演唱会，两个月前我就给自己制订各种清规戒律，不碰甜的油的辣的，也不喝酒。这两个月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破戒，够坚持也够坚强。” “自我制订的戒条并不能使我焦虑，我分得清孰轻孰重。只有不在我控制之内发生的事会让我焦虑，尤其这行业，什么事都会发生。但小事焦虑后，遇见大事我会是最冷静的那一个。譬如几个月前的演唱会，很早就订好了所有工作人员，开场前两天化妆师忽然因家事要取消，大家都要崩溃，我反倒镇定，一步步安排好。” 是这样成了老板？推出亚洲第一款以人为名的香水，据说在台湾一度卖到断货，还设计内衣，“小时候洗澡总要用很久，大部分时间都是拿浴巾在身上比划，想象它是一块衣料，我将如何为自己剪裁。英国读书的时候开始穿妈妈的旗袍，只要动手改良一点点，剪短一点或者开叉高一点，甚至粘几个小亮片，古着衣就变得现代。”如今的跨界，像理所当然，也听到销量平平的传闻：“设计香水与内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那不仅仅是一盘生意，我更想告诉女人我对‘舒适’的感觉：清新的甜味，丝滑的、让自己安心的亲密衣物，还有你‘要让自己舒服’的强大动力。” 还要再做什么跨界？她耸肩：“什么都想啊，只要能用到，鞋子，衣服，眼镜……跨界的意义不在‘跨’出所谓的边界——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过什么边界——而是让美在生活中，填充得更幽密一点。” 王伟忠（台湾综艺教父）说，演员个性是有点自闭的，当别人比当自己快乐；歌手个性是外向的，能让别人快乐自己就很快乐。按这位权威人士的说法，莫文蔚是歌手亦是演员，外向亦自闭，同时她又走辛苦的经理人路线，公司签合同，她一定要把合同条款细细看过。这次活动，明知前往会场时全程都会有专人带领，但她坚持先派助理拿DV将路线全程拍下。 化妆，换衣，黑色镂空礼服裙，眉目凛冽，与刚才电梯中默然的她判若两人。入场那一路，许多艺人是被诸多助理围在中间提着裙裾缓步走过，她则走在一众人最前，长卷发在消瘦的肩上翻涌，步伐匆促，神色冷漠，像个女王。 “我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当然可以穿起时装抱着猫咪喝下午茶，贵妇一样，可那不是我求的。亲力做专辑、做品牌，也就是走到这一步，看到挑战了，我就要拎起来。做那些做过的事，太容易了，我不爱玩。”可是做老板感觉如何？她又喊“我不要当老板！”“当然不是想象中坐在真皮椅上脚尖点地悠悠打转，倒杯咖啡都不用起身。当老板意味着所有的事情，签合约、录音、订棚……琐碎的无聊的，都是我的。那就自己做呗，无所谓，我不认为艺人光会唱歌演戏就好，一个人还是要学会处理生活。” 找个伴想分摊孤独，强迫自己就范，不如宁缺毋滥。 关于“处理生活”，她太有资格说。“舞台上我喜欢让所有人惊艳的感觉，但平日更愿意穿T恤牛仔不化妆就上街，狗仔偷拍也伤不到我，我已经handle到自己生活的核。”许多女人视之如畏途的琐事的，对她来说不是挑战了。早在两年前制作《拉活》，她就担任制作人，组织人马，督工监工，专辑造型，连拉赞助拍MV都亲力亲为，不搭出租而是地铁去录音棚。宣传期最后一天，她平静道出与相恋九年的冯德伦分手。看得出她不想利用情事博宣传，但这做法总有点让人心酸，获得第19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大奖，她说：“要不是他，我也作不出这样的音乐而得奖。”语气感恩，姿态高远。 莫文蔚就是有这样从不失态的本领。像她的歌。华语乐坛女歌手，哪个没有几首哭哭啼啼、恨不得把自己低到地心里的情歌代表作？一来卖座，二来也易于演绎，总有类似过往可以用来调动情绪，只有莫文蔚，歌中从无纠缠和怨念，最痛也不过是《他不爱我》，纵然“我看到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她的电影”，也是淡然的，傲骨铮铮，一点缝隙也不留给等着看好戏的人。 “一首歌在那里，重要的还是唱的那个人。《他不爱我》也许其他人唱就似哭，可我总是喜欢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太单面。开心中有一点伤感，伤心中带一点希望，任何情绪都没有必要太明显，或太理所当然。读书的时候我学习烤蛋糕，当然是甜的，可我一定会放一点盐，不会咸到让你觉察出，但会把甜的滋味更丰富。生活的层次比我们认为的复杂得多，我喜欢那种无限丰富的感觉。对唱歌对演戏对为人，这也算得我一直的态度吧。” 还记得一年前，与冯德伦面对面时，提起莫文蔚，他还是忍不住话头：“她是非常有才华，非常聪明，非常闪闪发光的女人。天分很高，永远懂得展示最好一面，她是一个值一百零五分的女人。”再赞美有什么用，如果一段九年的感情最终以分手结尾。坊间传说莫文蔚太重工作，不肯结婚，冯德伦不愿再等；也有消息认为是莫文蔚逼婚才真。但不管如何，能从每段恋爱中收获，莫文蔚够高段：“初恋男友教我讲德文，星仔教我品尝红酒，而冯德伦则教我谈恋爱要开开心心。”是非恩怨都不算，她太独立。 “我想自己确是够独立的人，成长的时候已经体会到，一个女人永远要准备好，知道无论面对什么，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当然有时候也要向别人求救，但要准备好，万一没有人救你怎么办？” 女人多是要抛掉许多希冀、消耗许多时间力气，才学会独立二字，最后也往往不情不愿，横生自怜。莫文蔚的独立像是天生，忍不住问：如果哪天一个男人对你说，无须那么辛苦，我来照顾你，你肯不肯接受？ “也很好啊！他会是老天送的礼物，是生活给我的加分项。但我永远会保有独属于自己的部分，只是看要不要用那份能力了。女人最后嫁得好当然好，也不要以为被照顾是理所应当。万一他不出现呢？抑或出现了但某方面不足够，也不要觉得自己被亏欠了。” 男女之间，道理是容易讲的，只是能否做到，做到几分最合宜，每人回答都不同。现代女人太独立伤害感情的例子处处皆是，莫文蔚说起感情的遗憾——“要是再多一点依赖，会更好。”这一刻，她语气略有低迷。“一件东西你买得起他也买得起，不是你抢着买下就算替他着想，让他送你也是一种情趣。” 之前那段9年感情的结束，是否也与此有关？她不答。近来她与张亚东的绯闻尘嚣日上，亲密照流出，再有瞿颖怒斥“谣言”……还是她淡然，说，绯闻只是“宣传的一部分”。对张亚东她不吝赞美：“我们在音乐上沟通得特别好，能找到这样一个伙伴太开心了。”他可爱么？“当然！他常常说冷笑话，只不过我有的听不懂！” 答得太痛快了。又自嘲：“几年前大家提到我都说性感，现在用另一个词更合适些：黄金剩女，智慧，漂亮，有钱——却怎么都没嫁出去！”大笑不止。 想象不出莫文蔚的少女期，她是否曾经有不经世事的青涩？好像从来都是成熟理性，相貌心态，都不见时光的痕迹。“如今跟更年轻时候比，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差不多。但有一点变化，就是不再那么执着。” 是谁说，双子的孤独无药可救？ “爱情和婚姻，不是能安排它发生的事情，要看缘分。我想如果哪天遇到一个让我觉得合适的人，或者自己走到了某个阶段，自然会做出决定。如果我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念头，或者找不到可以结婚的对象，也不代表我在婚姻上是失败的。” 像新专辑中她唱：“找个伴想分摊孤独，强迫自己就范，不如宁缺毋滥。”“我很少会幻想以后会怎样，一般来说幻想的东西都不会发生。给我最大满足感的就是工作，感情是生活的一部分，时候到了，它自己会来找我，我不用急。”她说得闲淡，也许只是因为看透爱情是控制范围之外的事、不得不舍得？星座书上，关于双子的第一句就是：双子的孤独无药可医。 多数时候的莫文蔚叫人想不起“孤独”二字。微博上她似热情的沙龙女主人，常用招呼的口气与众分享生活中快乐的细节。譬如“大家看看，连我家的猫咪Fury都那么懂得摆pose呢！”或者积极的，“大家不妨抬头看看天空，世界仍然是美好的。” “我想孤独是每时每刻萦绕在每个人周围的情绪，有的人不太察觉，我却常常察觉它的存在。一部分来自动荡，因为工作我走得太多太远，好像哪里都是我的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种熟悉的感觉。进到陌生的酒店房间，觉得比回家还要熟稔自在；睡在一张陌生的床，竟然比在家睡自己的床还要沉实安心。这样‘变态’的情绪已经很久了。但我很享受它。工作结束回到家或者酒店，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花很长时间在浴室，东摸摸西摸摸，泡澡，保养自己，那种舒服安适让我沉淀下来。” 没人看到她从公众的莫文蔚到私自的Karen的转圜。也许那只是看似无谓的消磨时间， “像泡澡一样，让脑袋更清醒。” 新专辑中一首《完美孤独》是林夕作词，仿若叹息：“在没有机会让我受苦，也没有人有能力让我认输，盲目如何变反目，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可谁说伴侣是身外之物我又不甘不服。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孤身，身处何处有净土？独立，立在哪里无寒露？” 大概她也做过白日梦，早年间她出演《初缠恋之2人世界》，小众题材，仿佛时光倒流般的闪回，她一张生涩的、美而毫不自知的脸。此时她说，她“不太记得那个戏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她记得的，可能是常为人称道的那些，《食神》里扮丑作态，《月光宝盒》里美得仙气，永远最惹火的演唱会，她只着一件男款白衬衫极尽诱惑……她越来越自信：“也会有不自信的时刻，可都非常短暂，一瞬间不到又立刻回来了。我慢慢地教导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是的，她现在几乎是个无坚不摧的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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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马玉龙善饮。有人称之为“酒神”，套用那首著名的《两天》，马玉龙也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喝酒，一天用来醒酒。当我向他求证时，马玉龙有点不好意思：“我想戒酒想了很久了，但朋友一聚就要喝，他们都喝，我不喝，显得特别不合群……”于是，在挣扎许久之后，他只好又举起了酒杯。 又传说马玉龙善舞。他觉得“善”称不上，但年少时候也是跳过霹雳舞的人。虽然现在的马玉龙身材略有些发福，斜倚在藤椅里的时候颇有一种看破人世的沧桑，但偶尔与朋友一起玩，兴致来了，他也会给大家秀一段自编的舞蹈，形状僵硬，动作缓慢，犹如科幻片里的残次品机器人——而你一抬眼，就能看到，一双不大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精光闪烁。 马玉龙的确颇有灵气。他大二第一次听到吉他声，觉得好听，又可吸引女孩子的目光，于是在一个月内迅速从一个没摸过吉他的外行变成一栋楼里的高手，半年后，他毫无争议地坐上了全校弹唱冠军的宝座，成为校园明星，万人迷。当时他尚未到20岁，“还没有现在这么胖，身材适中，穿着也很讲究”，每每去食堂打饭，从女生楼下经过，全体女生会探出头来，齐声高喊他的名字。经过这种盛景，马玉龙从此对成为明星失去了兴趣，“也不过如此而已。” 但马玉龙招女孩子喜欢，绝非仅仅因为一手好吉他。他善唱情歌。“全国没几个人能比得上我的”，又善写诗，声音碎片的歌词由他一手包办，每张唱片甫一发行，歌词绝对是引人瞩目的亮点。所以有人称之为“流浪诗人”，虽然实际上，他喜欢完全不动地呆着，基本上没什么流浪气质，但“诗人”之称，马玉龙当之无愧，甚至在当今社会风气下，“诗人”之名号之于他，倒仿佛该感到愧疚才是。 所以圈里都叫马玉龙“马老师”，感觉透着尊敬。我也如此称呼他，马老师神态有点怪异：其实“老师”根本不是尊称，而是一次演出后，有网友发帖，说他长得特别像“中学政治老师”，从此之后，“马老师”的称呼就传开了。“为什么说我像中学政治老师呢？中学政治老师什么样啊？”马老师认真地问。我只好说，中学政治老师，一般年纪比较大，长得比较枯燥。哦！马老师恍然大悟，“今天终于明白了。”他说。 其实中学政治老师哪里能比得上马玉龙呢？马玉龙老师是优美的，得体的，从容的。他声如洪钟，把他三十余年的故事娓娓道来，偶尔伸手架腿，模仿一下他的偶像鲍勃·迪伦。是的，你必须相信，马玉龙也将要度过如迪伦一般传奇的人生。 前史：彝族歌唱少年 33年前马玉龙生于四川攀枝花，彝族。小时候家在农村，住过木头房子，背过藤条框，戴过大头巾，皮肤黝黑。所有的彝族孩子都善于歌唱，“我从来没听过我们那儿的孩子谁唱歌走音的”；大概十岁时，有一天马老师手指间长疮，一动不动地躺在太阳下让阳光消毒，收音机在他身边，放着齐秦的歌，是《离家的路》。“这首歌给我留下太美的印象了。乐器是吉他，我觉得特别好听，但我当时不知道歌名，也不知道那是吉他。收音机放一遍就没了，从此我一直打开收音机等这首歌，可再也没放过。好多年后我才在齐秦的一张专辑里听到这首歌，那种感觉……”马老师唏嘘着，“这首歌我现在还会唱。” 十来岁时，马老师家搬到县城，基本没吃过什么苦。在大四之前他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怀抱吉他在舞台上唱歌的人，觉得自己以后不过是跟别人一样，上学，再上班。直到大学毕业回家，在等待工作分配的那一个月里，马老师忽然觉得那种生活很无聊。 1999年，受到曹操在北京组了“木马”乐队的激励，抱着成立乐队的梦想，马老师来到北京。他的谋生方式很简单：唱酒吧；收入颇丰：每晚200块钱。 那时，从外地来到北京的摇滚乐手的典型生态是这样的：住在郊区，每天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手头拮据，躲避房东，赖交房租，经常搬家；音乐风格则偏重，或深或浅地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与愤慨。与这些人相反，马玉龙一直住在三环以内，“从来不穷”，“那时候我天天在东直门吃饭，大摆酒席。”他常常去树村、霍营等摇滚歌手聚集的地方玩，但绝不愿住在那里，“当时所有的乐队都扎堆住在一块，全是你影响我我影响你，没有独立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模一样。我特别不喜欢那样。” 在唱酒吧唱了两三年之后，马老师对流行歌产生了生理上的反感，“真吐了”。因缘际会，马老师终于组成了自己的乐队：先是遇到了吉他手李韦，再是早在四川便认识的鼓手和贝司手恰巧那时辞了家乡工作，来到北京。四人一拍即合，组成乐队，开始排练。 排练了很久，乐队才蹲在排练室的门口确定了名字。“我当时想了无数个名字，最后大家确定用这个，因为比较好听，上口。”马老师说。对自己的创造力，马老师永远有些得意。 2002年7月，声音碎片第一张专辑《世界是噪音的花园》发行，在当时一片风行的重金属中，这张专辑风格低迷，全无“重”感，特立独行。“当时就是想做得跟他们不一样，想另类，就这么点小心思”，马玉龙伸出小手指，挤着指尖比划着，“就这么一点点心思”。他大笑起来。“当然我现在也不再喜欢当时的表达方式。我从来不是那种愤怒青年，不会在歌词里写自由啊什么的。” 这也许是因为马老师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的缘故。那些美妙的小说与诗歌，带给了有点胖、衣着不太讲究的马老师优美的姿态，正如他所说，“优美地低于生活”。 音乐：把光芒洒向更开阔的地方 黯：声音碎片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马玉龙：我们排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创作就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不是靠灵感，而是已经完全系统化了，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写无限首歌，旋律已经成本能了。有时候我听人说“这是我创作的什么什么”，我觉得特别可笑，就好像硬揪出来什么似的。 王朔说过，业余写作的人会半夜三更灵感来了爬起来写，但是专业作家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了就开始写，写到十二点，这是不间断的，而不是等灵感来了再写。当你对一个东西熟悉到一定程度、职业化了以后，“创作”其实就是个确定方向的过程，定下了方向和基调，直接坐下来就工作了，跟上班一样。像我们要做一张唱片，就先定一个方向，然后排练；排练的时候先确定节奏，再确定和声，几个人和起来之后，人声一加，唱一遍就出来了。就这样做出四五十首歌或者更多，然后再筛选。歌词也是这样。文字它难不倒我。比如我就想今天晚上8点到12点写歌词，就先坐着，慢慢开始写，到12点了就不写了，明天继续弄。其实是这样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比如国外的大乐队，都是在巡演的路上写歌。在这个地方排练时候成了首歌，到下个地方就开始演，成新歌了。 黯：我觉得因为你的歌词，声音碎片在原有音乐的表达上提升了很多，起码在很多乐评人看来是这样。很多乐评是从歌词出发的。 马玉龙：其实有的乐评人还不如普通听众，乐评人只会写字，当然光看歌词。当然我是指一部分乐评人，有的是真懂音乐。歌词也有一些意义，但远不像乐评人分析的那样。比如鲍勃·迪伦吧，有个哥们把鲍勃·迪伦所有的唱片、演出搞了一遍，统计出来这首歌在其一生演了多少遍那首歌在其一生演了多少遍，然后每天在鲍勃·迪伦家楼下，在垃圾桶里翻他家的垃圾，想找出点什么东西来分析歌的含义……后来鲍勃·迪伦专门写了一首歌，故意瞎写，什么意思都没有，结果也被评出意义来了……这样弄文字的人是有点讨厌的。 黯：我看到在听摇滚乐的这部分人群中，声音碎片是挺受欢迎的一个乐队。比如你们最近的演出，豆瓣上挺火的。 马玉龙：其实我们是非常主流的乐队，没有弄虚作假，都是非常单纯的表达，仅此而已。以后我们形式上的东西会减到最少，包括舞台表演也会越来越简单。经常有些乐队描描眉，穿穿花衣服，留留长头发，增加点视觉效果，我也不是不能这样，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越简单越好，因为你最终还得回到音乐本身。视觉效果是这样的，你第一次在舞台上脱裤子，我也爱看；你第二次脱我就觉得，怎么还脱啊？！到第三次我就不看了。最终还是要回到音乐本身，让它职业化，让别人听起来始终享受。 黯：从《世界是噪音的花园》到《优美的低于生活》，再到《把光芒洒向更开阔的地方》，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马玉龙：《世界是噪音的花园》是一个很小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反叛青年，就想弄得跟别人不一样，就这么一点小心思。做第二张《优美的低于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想法太傻了，为什么一定要另类要摇滚？为什么不能真实地表达你自己呢？当时已经有了那样的野心，想把每一首歌都写得不一样。当然第二张还不够开阔，到最近这张《把光芒洒向更开阔的地方》，我完全是为别人写的，我像一个旁观者，希望音乐能进入更多的人心里，而以前那种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的东西已经完全没有了。 黯：有人说你在第三张专辑里终于开始写爱情了，就是《情歌而已》。 马玉龙：那不是仅仅写爱情。那首原来叫“情歌”，后来真写歌词的时候发现跟别的歌没什么区别，恋爱了高兴失恋了痛苦，就这么点事儿，所以改成了《情歌而已》。里面有些表达还是很深的。在生活里面我唱情歌是第一流的，中国没几个人能唱得过我。情歌本来是足够美的，但现在真的会唱的人不唱了。情歌已经泛滥了。最近有个女歌手让我写歌，让我上网看看那种排名第一的歌，按那个路子写，我一听那什么歌啊，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我就跟那个歌手说写不了，那个表达太低级，对我来说那种歌一天写一万首，一点问题都没有。歌词都是什么我曾经爱过你，现在不爱了，雨又下了，冬天好冷啊……旋律写上就完了。可是有什么意义吗？现在流行歌坛真的弱智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黯：流行乐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关于你们乐队，有乐评人认为你们有很多乐队不具有的神魄与感染力，但是缺乏对时代的呼应，你觉得呢？ 马玉龙：干嘛要跟时代发生关系呢？这个时代不是你想呼应就能呼应得了的。所谓时代像洪水一样，你只是那么一个点，最终的命运都是会被时代冲走的。崔健那样是挺在那里，几秒钟而已；我们就跟着时代走，只是没有像那些烂泥一样被卷进去，而是找个方式跟时代一起走。 凡是跟时代有关的东西都是淘汰得巨快的，相信我这句话。比如文革是一个时代，最能代表文革的东西淘汰得非常快。三十年代鲁迅的杂文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现在没有意义。六十年代的民歌手绝对代表时代，但是十年后又有人来代替他们。有些东西则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还看唐诗宋词？为什么我们还在听Beatles唱我爱你你爱我？过了一万年还有人听，还有人觉得这是唱的自己的事，还是觉得他们牛逼。 黯：我觉得你的理念里很强调“优美”，你怎么理解它？ 马玉龙：比如我觉得Hip-hop就不美。它虽然表达的内容、节奏都挺好，但是它不优美。为什么有人说我们是英式乐队？英伦风格是干净，不闹腾，我们也是这样。我喜欢旋律。Hip-hop你念出来就行了，旋律则是要用脑子写要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它就是优美的那一部分。 黯：那你怎么把这种音乐中的“优美”体现到生活中呢？ 马玉龙：这个就不用体现到生活中来了，否则就是自讨苦吃。生活远比音乐深沉复杂，音乐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在你还有感觉的时候，表达；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干点别的也挺好，而不是老弄一些一模一样的东西，我特别讨厌这种，何必呢？！争取每一张专辑每一首歌都不一样，这是我的追求，如果有一天这些激情这些能力都没有了，那我就随便开个小卖部，晒晒太阳，挺好的。 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明白这个道理的？我接触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对音乐或者对艺术有一些美好的想法的追求，他们也力求把这种想法和追求贯穿到生活中去，然后可能会受到一些挫折。 马玉龙：人有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类似生理反应，饿了就会叫，比如梵高，他的表达就是饿了，痛苦，然后刷刷开始画；还有一种，把自己的生活控制得非常好，在这个基础上来表达。比如毕加索，他没有穷过，他严格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在绘画方面尝试很多风格，有手工装置，有古典油画，也有别人完全看不懂的。画画对他来说只是玩，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再比如鲍勃·迪伦，六十年代青年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开始他也关注了一下，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自己能左右的，就退出了，跟妻子在农村生活了十年。他的内心完全在自己掌控中。我喜欢这种方式。 说完这些马老师就笑了。虽然来北京已经快要十年，马老师还是喜欢跟他的那些彝族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喝喝酒，随时抱起琴来，转轴拨弦三两声，马老师高渺的声音就飞起来。2008年快要结束了，这次采访也到了尾声，当最后我问马老师他的新年愿望的时候，马老师埋头想了好久，然后说，我没什么愿望。我是那种没愿望的人。 为什么啊？ 我太早就看破很多事，未老先衰了。马老师笑眯眯地，又宽和又带着点无所谓的样子。 国旺胡同的天黑了。马老师在门外飘动的琴声里悠闲地坐着，像他两张专辑的名字那样，又优美，又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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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时光 “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冬子说，但冬子的故事可能尤其波折动荡。他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简略地讲述了自己1992年到2002年的经历，当过兵，卖过米，看过鱼场，以至于最后，他摸着自己圆圆的脑袋，说，我好像失忆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然后又发出了他招牌式的憨厚笑声。 他觉得自己是个“粗人”，比如十几岁当兵，每天给飞行员们打水拖地。干了一年，领导死活不让他干下去了，因为在冬子的劳动下，“连队所有的水壶都换了一遍，所有的茶杯都没了盖子。他们觉得我培养不出来。” 他脾气硬，诸多正儿八经的工作，比如工商银行图书管理员，比如粮食局库管员，都“跟领导不和”，被穿小鞋，几个月就打回原形。他还拧，有朋友开酒吧让他去帮忙，却不给他饭吃，冬子硬撑着没动酒吧一分钱，几天不吃饭，“这辈子头一次看见金星”，眼神都呆滞了。 他也笨，“好了伤疤忘了疼”，受了这个朋友的苦，朋友有事找他帮忙，他又去了，直到又一次凌晨三点钟独自走在六里桥，翻遍全身找出五毛钱，用洗浴中心的电话给另一个朋友打传呼让他来接。 他懒。不喜欢上班，有点钱就呆着，93年在深圳，“我跟俩流亡的人一起，住铁皮屋，地上铺一张席子就睡，一听到外面有联防查暂住证的声音，我们仨抱起席子就跑。”冬子回忆起来还觉得挺美。因为只会调音，每到山穷水尽了他就找夜总会打工，挣到一点钱就不干了，换个地方，继续呆着。 所以冬子的经历，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他在北京、深圳、西安、蚌埠和老家湖北云梦之间来回游荡，工作也千变万化，“在西安帮朋友打理酒楼，后来因为老练琴，疏于管理，酒楼就倒闭了”，还跟着俩朋友在深圳干过一年多的进出口贸易。 但这样粗糙、倔强、懒散的形象之外，冬子又是一个细腻重情的人，比如他回忆他的童年：“我跟外公住，每天晚上我写作业，外公在一旁听收音机；早上醒来，就看到外公坐在床边，一边抽着烟一边看我。外公经常前面挂着表弟，后面背着我，在田野里散步。小路的一边是菜园子，走不远就是一条河堤，春天的时候，满山遍野的油菜花，风吹过来,象波浪一样起伏；外公还喜欢看楚剧，他经常给我和表弟买五分钱一包的瓜子，我们爷仨就嗑着瓜子看戏。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在说到他因为去看朋友录音而没能见外公最后一面时，冬子的声音低沉，脸上好长时间没有笑容。至今，他觉得无比惋惜。 他热爱土地，热爱乡村，描摹土地和乡村时他的神情明显兴奋起来：“领导把我发配到边远农村当库管员，粮站在百合村一座废弃了的福利院里，那是一个特别美的大院子，院里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一家三口，另一户就是我自己。吃水还是用压井，很有意思。每天我很早就起来跑步时，看到小路两边的田地里，老乡已经在忙活了，村里有的房子上已经升起炊烟，鸡鸣狗吠。老乡们在劳作，我就跑着，经过一道河堤，再经过一道河堤，一路的风景都特别美。夏天的时候，鞋会被露水打湿。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晚上躺在草地上看星星，那会儿就想怎么写出好歌，怎么找个女朋友。” “每到收菜籽的季节，我就把米袋子往车上一搬，把油桶往车上一推，跟着粮店的老师傅走村串巷，老乡们就拿菜籽到我们这儿换米换油。那个老师傅会在秤上做点手脚，少秤别人菜籽的斤数，少给别人米和油，我就趁他不在的时候每次多给别人一勺。后来菜籽收完了，一盘点，发现库里少一千多斤米，三百多斤油，我彻底蒙了。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才90多块钱，全部工资加起来还不够赔那些米和油的！” 说着这些，他又笑了。身为一个南方人，冬子透出的更多的是北方人的爽朗与天真。他甚至是有佛性的。因为偶然认识的大姐，他开始打坐，“过了几个月，身体感觉特别好，眼睛特别亮”。他开始看佛经，2002年夏天，他一个人去了青海、甘肃，去赶花儿会，听西北的民歌。“在莲花山上我碰到一个老道长。这么多年，我只有两个晚上没有梦，其中一个晚上就是跟这个道长睡在莲花山三块钱一晚铺着稻草的大通铺上。第二天我跟老道长一块爬山，爬到一半，老道长让我跟他走。” “本来道长说让我跟他在山洞里面住一晚上，但我当时一心想听花儿，一个朋友说第二天在哪儿还有，我就推辞了老道长的邀请……当时真是分不清孰重孰轻，现在想起是可惜死了。” 他觉得佛把他心里那道门推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他能看见里面的美好，只是“门还没敞开”，现在的冬子还不够通透，至于以后怎样，“很难说”。 音乐生涯 如果说冬子的生活有两面，一面是动荡，那么另一面，就必然是音乐无疑。 “当兵之前我就开始听欧美港台音乐。在部队每天都是我放音乐，老放陕北的红太阳什么的，都是那种毛氏情歌。那时候在谈恋爱，整夜整夜听《梁祝》和《二泉映月》。1991年有个老师给了我一盘Pink Floyd《The Wall》的录像带和老崔的现场录像带，结果我听完《The Wall》之后就不想听老崔了，哈哈。从Pink Floy我开始喜欢迷幻摇滚。退伍以后，我白天在工商银行当图书管理员，晚上就办舞会，开始听老崔、唐朝、黑豹啥的，也听了山羊皮、Bon Jovi。” 那是一个信息并不畅通的小县城，但冬子和他的朋友们人手一本梵高、庄子，每个人有了好东西都特别希望能跟大家分享。“那时的心态跟现在不一样。”冬子说。 1994年，冬子只身来到北京，想学琴。结果被人骗了，呆了一个月，琴没学成，钱也没了。他便又深圳、老家来回折腾，直到1995年8月，冬子背着琴又来到北京，在地坛附近，一个年轻人叫住他，问，哥们你搞音乐的？冬子说是。俩人就地坐下，冬子唱歌给他听，这人一听，说，你的歌真不错，你应该去签公司！ “我就先去了汉唐。那里的人说你怎么这么悲；又去了红星，那会儿红星一帮人全是重金属。”没有公司愿意签冬子，钱又花完了，他只好又去夜总会调音。“总是要面临生活的问题。我只能干这个，别的我也不会。”冬子说。 1997年在北京某个夜总会调音的时候，他认识了一帮做音乐的朋友，赵已然，“野孩子”乐队的张佺和小索。偶尔聚在一起唱自己写的歌，用音乐交流。有天张佺对冬子说，你写了这么多歌，但从西方任何一个乐队里面都可以找到你歌的影子，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 冬子觉得张佺说得很对。他说自己干过Copy，搞过重金属,朋克，布鲁斯,甚至还有假爵士，但真正经历之后才发现，那终究离自己太遥远了。“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民族的音乐离我更近些。” “2000年夏天.我和小索、李正凯、张玮玮几个都住在五里沟，每天早上六点起来，集体跑步，然后吃早餐，各人练各人的琴，中午休息一会，下午就开始乐队排练。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分工负责，买菜的买菜，洗菜的洗菜，切菜的切菜，挺共产主义的。那时候我跟张佺他们的野孩子乐队一起演出，我摇沙棍。摇了几个月。” “但我不是很喜欢摇沙棍，过了一段时间，野孩子乐队因鼓手周国彬离开，暂时停止了，我就把沙棍还给张佺，自己搬到东北旺住了。我每次租房子都被别人轰，因为房东要看暂住证，我又不愿意办，就只能搬家。我的记录是一天之内搬了三次家。我背着包拿着琴，在东北旺的街道上茫然的找房子。找到一家，进去之后东西都放好了，房东问，你暂住证呢？我没有，只好再搬。那天找到的第三家终于住下来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房东就说，对不起，请你搬家。” 东北旺容不下冬子，他一气之下去了树村。当时的树村，被后来的乐评人称为“摇滚乌托邦”，“舌头，木推瓜，液氧罐头，痛仰……都在那里。这些摇滚乐手最搞笑的是每年评‘最佳房东’。有一年的最佳房东不仅给那个乐手免了三个月的房租，还借给他两千块钱。真是最佳啊！” 冬天的日子则比较难熬，因为没有暖气，必须要生炉子。“我不会生，一天熄了五回。”冬子说。这时，原舌头乐队的吉他手朱小龙和吴俊德告诉他，霍营有每月三百块钱的独院，还有卫生间和暖气。冬子合计了一下，就找朋友借了一千块钱，搬到了霍营。 “霍营有一大片麦地，那时我经常背着手，在地里散散步，或者大家聚集着看看电影，弹琴唱歌喝酒聊天。那段日子很是幸福，惬意。” 到来年四月，冬子又交不上房租了。房东也没什么好脸色，冬子赖着又住了一个月后，又搬到树村。 那年夏天冬子去了西北赶花儿会，就在路上遇到了那个要带他走的老道长。“我在莲花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那个老道长，另一个就是我看到一群老太太在莲花山山顶休息，她们在唱花儿，说，‘阳世的事儿我不说了’。这种话它不是装，它从一群老人家嘴里唱出来，那是多年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我特别感动。那段时间我好多次被西北民歌感动哭了。那是真的，是善，也是美。”也许这可以解释《十方》里的西北味儿，还有那种来自民间的干净与质朴。 几个月后，冬子又回到了树村。隔壁住着俩好朋友，做好了饭就敲墙，“咚咚咚”，冬子立刻跑过去吃饭。“树村的夜晚很安静，下雨的时候，可以听到雨滴落到瓦上再从瓦上落到地面的声音，还有蛐蛐的叫声，青蛙的叫声，像场庞大的交响乐。” 也有倒霉甚至诡异的事。从西北回来没多久，一个中午阳光特别好，“吃完饭我挺无聊的，简直是太无聊了，就靠在门框上，冲对门家的大狼狗喊了一声，它特别不情愿的站起来，我就去摸它，完全没防备——它把我咬了，手上，腿上……当时我正是捉襟见肘，遭此大难，只好又去借钱，打针，还得跑特别远到一个有冰箱的朋友家里拿针剂。一个星期以后，我问房东狗去哪儿了？他说，狗死了。” “过了几天，我到朋友家串门，进门一坐下，就看到门外贴的告示，《树村十戒》，第一条，不得随便挑逗树村的狗。这一看，把我气得。” 那是2002年的冬天，每到冬天，生活的问题总是会特别明显。冬子就又开始干活了，他找了个键盘手，组了个乐队，copy各种英文歌，偶尔也唱唱齐秦和迪克牛仔……生活就像流水账一样缺乏起伏地继续着，直到今年6月，他的专辑《十方》发行。 有关《十方》 你在北京的民谣圈子里呆了这么久，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发第一张专辑？ 觉得自己的积累不够吧。96年以前写的那批歌我都不喜欢了。现在《十方》里的歌最早是97年写的，《尘土飞扬》，像《十方壹》，是04年秋天写的。 《尘土飞扬》据说是写给妈妈的歌。 对，那是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妈妈来看我，说了一些话，我们俩都哭了，后来妈妈笑着走了。醒来以后我脸上的眼泪还没干，就把当时的感受记录了下来。 一般用“墙头草”来形容那种没有立场的人，你的《墙头草》想表达什么？ 它是个人对生命的一种态度，是个人对自我生活的沉淀和总结，我们所有的人谁不是墙头草？国家主席都是，很多时候他也只能折中。人在生活里会碰到很多问题，谁能像青松那样永远挺拔。 专辑名“十方”是什么意思？ 宇宙十方四维上下，十方界内的一切有情生命。当我们面对时光的河流，面对死亡，我们对最亲爱的人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只能接受，只能看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消失。而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才是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才是需要用心去珍惜的东西？ 对你而言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是个秘密。哈哈。 你最近的演出好像不太多。 对，因为我不太想演。当我演出很频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心理障碍。因为这些歌是很真的，是感情自然的流露，如果频繁演出，一次一次地重复，我就发现我开始为了达到那种状态而进入那种状态。这是装作投入或是想象很投入！以前我不理解我的老哥哥赵已然为什么非要喝醉了之后才能歌唱，等自己经历了之后才明白。歌唱是发自内心的，我不是个演员。如果把那些特别美好的声音变成一种装的东西，我就很难受。这种东西对我伤害很大，也让我觉得很困惑。 你觉得这张专辑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个足迹。 你做音乐这么长时间，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我内心还是那么孩子气。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我却特别一根筋，老想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安安心心地学习。我现在迫切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系统的学习，其次是对中国民族音乐系统的学习，然后才是声乐或者吉他上的学习。97年时很天真，喜欢幻想，想做出让别人一听就开悟的音乐，现在看来,虽然这种想法很可笑，但是很真实。现在我当然明白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只是在想怎样才能让情感更顺畅地流露。那扇门开了一道缝，只是看到里面的美好. 你怎么看待音乐和生活的关系？ 以前我觉得音乐是全部，30岁以后明白，生活比音乐更重要。因为如果你有闲情逸致来留意的话，音乐就在生活中。比如走路回家的时候，鞋子触地的声音；雨落在地里的声音；夏天夜晚昆虫鸣叫的声音,黄土高原上，风把黄沙吹进我鼻子，嘴里的声音，都是音乐，最好的音乐，它们是天籁。只是很多人都太忙,也就听不到了。 生活确实给我们一些压力，比如我过段时间没钱了，就要去干活，挣钱。但是不能因此仇视生活。有压力，有快乐，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这才是生活本身。 你享受你现在生活吗？ 享受啊。为什么不享受呢？尽管很忙，还是忙里偷闲。我是个懒人，懒人总是这样，随时随地给自己找点乐子。 你结婚了吗？ 没有。结婚需要面对很多实际的东西，我在这方面就是零，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我？我告诉你，一定要离搞音乐搞艺术的人远一点，进来就全是坑，大坑小坑，哈哈。 你怎么看待佛？ 它是一个好的老师，是我灵魂的指引，像黑夜里的一盏灯，带来光明。只是我自己尘缘未了，欲望太多，还降伏不了自己的心。我经常看着天空飘过的云朵，它们不停地变换，人心也是如此，瞬息万变。 你相信报应吗? 我信因果。就好象你种下一棵土豆的种子，它绝不可能长成一个西瓜。你种下一个西瓜的种子，它绝不能长成一颗原子弹。就像《易经》说的，君子以厚德载物，还是多做些好事吧。 采访结束，跟冬子一块离开咖啡厅。他随身带着12月7号演出的海报，看到一家他觉得合适的店就进去问，能不能在您这里放两张？他仍然住在东五环外的村子里，很少进城，因为“一进城就头晕，进城一次要缓两天。”在各种琐碎的事务上，他都需要亲力亲为，他太礼貌了，以至于显得有点谦卑。 但是有些什么使这个礼貌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显出光芒，它们掩藏在动荡的经历、平静的话语、嘶哑的歌唱和憨厚的大笑背后，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来自最朴素最美丽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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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达到某种严密，这些字的叙述顺序为倒叙。 1，有爱的摇滚乐手们应该积极提高文学水平； 《爱如少年》最令我失望的地方在于，歌词显示出了无可奈何的贫乏。如果《那一年》和《在别处》显露出最初运用抽象性词语（典型如“忧伤”、“绝望”）的重感与钝感，《时光漫步》显示了音乐与文字的双重圆熟、和谐表现，《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显示了许巍在刚刚过上好日子开始赞美“幸福”与“寂静”的转向尝试，到《爱如少年》，继续是“幸福”与“寂静”的路子，而在趋于简单的音乐下，太多美好的抽象词汇总是显得大而无当，漫天空洞。 如果依然是以歌唱的方式，那么摇滚乐手不可避免要面临“说什么”的问题。即使你觉得音乐本身已经说得足够，但是仍然有太多人，包括不少所谓乐评人，需要从歌词里寻找意义，这几乎是他们的唯一方式。 然后就是“怎么说”。这方面觉得马玉龙做得不错。《优美地低于生活》是在看到歌词之后才狠狠点头，嗯，有才！后来才知道此人是中文系毕业的。《把光洒向更开阔的地方》不是被称为“最好的摇滚专辑”了么，虽然深觉这企宣，文案真不如直接让马玉龙来做，该怎么也写不出这么作的评价。 我很喜欢许巍，希望他的音乐，或者，他的歌，更好。 2，有爱的文艺青年应该允许摇滚歌手在经历漫长的贫穷与无尽的绝望之后过上老婆孩子团圆的好日子； 许巍主流了，商业了，好像背叛了那些艰难、愤怒、绝望，背叛了其草根出身。大概有那么一些人，见不得自己喜欢的人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听说许巍很长时间一直不能把家安到北京来。现在好了，生活好一点了，可以把老婆接过来了。我觉得，才华是天赐的，它的存在方式有点莫名其妙，有时候忽然出现，有时候从此消失；而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却始终存在。 不管如何，相信许巍的真诚。 3，爱如，那些听许巍长大的少年。 2003年，《时光·漫步》发行；我上大一。 看到它的那天，L说起《蓝莲花》，当晚去买了一张。 寂静的天光云野，大而疏朗的河北某地，深夜从篮球场穿过，想一个人的名字。听着许巍。 那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梦想”，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当箫声响起，广阔而辗转的情感，催人泪下。 如今，《少年》让那些情景回来，无比清晰。“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想着无限的未来”。 “世界已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又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时空交错，不能说得太多。 喜欢过的人，其实都是，听许巍长大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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