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lie.A.A.的音乐

陈珊妮和hebe的声音结合得很完美，几句淡淡的浅吟低唱就勾勒出了时间的质感。轻薄如纱，横亘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是无限接近却又无限遥远的距离。然而时间这层诗意而无奈的阻隔在一首歌里融化，青春与世故在这里相遇，互诉感伤，那些被反复歌颂的情感因着肖邦的曲子再次借尸还魂，拥有了新生。 而我们也不过是古诗词的重复吧。那麼多爱，那麼多幸福，那样的感觉，变成一般，流行的歌。肖邦即使恨流行的歌又能怎样呢？那些情感在自己心里无论多么有分量都难免沦为别人口中的轻浮哼唱，最后模糊到甚至连自己也无法辨认。我曾经迷恋一首德语诗叫Alles ist eitel，一切都是徒劳。我们用尽心血和精力构筑起来的世界在某一天突然坍塌断裂，不是轰轰烈烈如同一场金戈铁马的战争，而是轻轻地，就在那一瞬间，一声闷响，如同一个虎头蛇尾的故事，结局轻薄的让人无法相信。从此以后，我们看上去还是从前的我们，只是心里汹涌澎湃的一切已经结束。其实我们真正害怕的不过如此，陈升唱，我不害怕人生何其短，但是我恐惧一切终必要成空。爱情不特殊，爱人亦不特殊，以为是自己的心在颤抖，而一切不过是古诗词借尸还魂的重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能相信和坚持什么呢？只有这一首歌封存凝固了流传千年的情感，如同箱子里尘封的戏衣，等待着飞蛾扑火般的人们前仆后继，奉献上自己鲜活的青春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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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有个人叫张楚。他唱了一首歌，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然后他连同窦唯、何勇一道开启了“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 同年，美国有个人叫Cobain。他说了一句话，It i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fade away。然后，他在自己事业的顶峰期自杀了。 何勇说：柯本死了，那中国那些活着的，难道不是更英雄吗？ 没错，他们被时代之手捏成了英雄的雕像，他们是丰碑，本可永垂不朽的丰碑。1994年12月17日，史称“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加上唐朝乐队，一齐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登台演出。没有人想到这些从未离开过内地的歌手会让香港观众会如此亢奋，更没有人想到他们会从此掀起中国摇滚最鼎盛的一个时代。 可十几年后，那些歌者呢？1994年，我们嘲笑了Cobain，短短十几年，Cobain开始嘲笑我们。他的预感是对的，他不要fade away，他要轰轰烈烈，哪怕完成这轰轰烈烈的形式是死亡。而海子则更加有远见，他拒绝了整个90年代。 然而毕竟，90年代不平庸，90年代有个人叫张楚，他的歌，像诗一样动听。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影子。正如从他的声音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悸动。 印象中，他永远都那么苍白，如同没有发育好的病孩子。他在舞台上甚至不知道该把手往哪里放。小学生般的姿势加上要命的诗意，在94年那场空前绝后的演唱会上，他如此这般的演绎了四首歌。这是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奇异景观。 他唱，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他唱，只要能够活下去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他唱，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 他认为他们是蚂蚁，他高唱蚂蚁没问题。 他唱，走出城市空空荡荡/大路朝天没有翅膀/眼里没谁一片光亮/双腿夹着灵魂赶路匆忙。 他唱，我喜欢鲜花/城市里应该有鲜花/即使被人摘掉/鲜花也应该长出来。 他唱，这个夏天我被天上的太阳晒成漆黑/城市在用旧的眼里褪掉了颜色。 最后他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然后，他落荒而逃，整个摇滚战线的战友一个个落荒而逃，八千子弟尽散尽，中国的摇滚成了还没来的及回味就冰封的春天。那些歌里铺张渲染过的无所适从在最严重的时候戛然而止。张楚无声无息的离开了，留下了他的书、CD以及年轻的张扬和梦想。后来他说，当年的摇滚是种滑稽，一种带有喜剧情节的黑色幽默。他说，我活着却不再摇滚。何勇说，我们是魔岩三病人，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他说，我摇了很多年，一直在摇，后来我“滚”了。而窦唯更决绝的说：“摇滚误国，红磡无需纪念。” “这是1994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可吃饱了饭，我们突然不再孤独。中国摇滚在高潮期戛然而止。后来他们的名字还会偶尔出现在娱乐版的角落，为或大或小公益活动献唱，为知名不知名的摇滚节音乐节造势。短短十年，他们竟然都被编入了稗史，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标签，不是作为小丑，亦不能算作什么英雄，因为他们的故事，早已鲜人问津。只有些少的可怜的纪念，自娱自乐或是矫揉造作的。太平盛世如一个庞大的怪兽，英雄主义在它的映衬下变得一钱不值，如同挡车的螳螂，多么薄凉的笑话。 后来张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开始放弃温暖与寻找力量，我觉得我现在人更复杂了，这是真实的。也是我想要的。而以前追求一些纯真的东西，也显得脆弱。从音乐来说，我变得更冷静了。理想是我们的生活的动力，但应该去掉更多浪漫、幻想的东西。现在我需要很直接的东西。”“年轻时候认为这个社会有很多错误和不好，但实际上自己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现在是身在社会的里面，知道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落后的东西，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要选择好的不能选择坏的。”他还说，“我觉得在舞台上鼓吹人文精神，跟大骗子一样。” 这个太平的世界不喜欢过于尖锐的东西，在这里，玉润珠圆、功德圆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些当年用命唱歌的年轻人学会了冷静，但他们已经不能交出任何激动人心的作品。正如何勇所说，我们连痛苦都这么尴尬这么地不合时宜。那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与其说是对上世纪末的描述，不如说是对这个世纪初的预言。原来吃饱了就真的不用孤独了。来吧，如果还能歌一曲，就把它献给我们死去的灵魂。 我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一代，没有战争，没有动荡，没有饥饿，没有辛劳，甚至没有年少轻狂。“我们只是有幸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荒谬的时代，丧失了标准的时代而已。”当整个中国都骚动的时候，我们还在襁褓中，当压抑太久的激情爆发到顶点的时候，我们还是捧着玩具手枪抱着洋娃娃的孩子，我们本来应该是传递这份激情的火炬手，但没想到等我们心灵成熟到足够接纳、补充并传递这些激情的时候，它反倒过早的夭折了。如果你看那个年代的纪录片的话，你不会相信它只发生在十年前，它太像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而今天我能有的，不过是些浅薄且无处宣泄的激情罢了，什么都不能成为切肤的体会，我们是与激情擦肩而过的旁观者，轻浮的，找不到根。 我不懂摇滚，却有幸窥到了那个年代华丽长袍的一角，有幸听到了他们不知是狂欢还是怒吼的嘶叫。然而振聋发聩的声音跌进了时间的黑洞，让后来的人不知如何挽留，如何纪念。 对那个年代我亦只是一知半解。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了他们愤怒背后的良善。我始终觉得，一个有良心的歌者应该揭示人们生存的基本境况，他可以愤怒，也可以原谅，但不能漠视。甜腻的情歌是糖，但我们仍需要苦口的良药。在吃饱饭以后，不妨来片刻可耻的孤独。 我无法断言什么是摇滚精神，再回首，我甚至不能断定当年支撑他们的是高尚的精神、英雄主义情怀还仅只是荷尔蒙，我亦不知道他们值不值得纪念，只是一些心里无法派遣的情绪，比当年那段传奇的激情还短命。不如搁笔。不如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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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四月以一个女人的歌声开始，并以她结束。她许诺给我一个不一样的四月，但并不温情，并不甜美，就像我悄然到来的20岁，隐秘的疼痛，隐秘的哀伤，都是青春期微不足道的故事，短促而乏善可陈。 阿飞用命唱歌，我用命听歌，这样两个人相遇结果会有多可怕。也许我，或者我们都不该这样饮鸩止渴般沉溺。四月如每个过去的日子一样平静无伤，偶尔的飞絮和花朵让人感慰，没有理由没有必要为之大惊小怪。连阿飞都说了，她和她的乐队现在已经不把唱歌作为一件神圣的事情，只当作像吃饭喝水上厕所一样正常的事情，这样最好。唯有这样平常的心态才能支撑起耗神的事业，尽管她害怕平庸，但生活无不归之平庸，在平庸之中的发现可能更深刻，也更加真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四月，一场繁华，一场虚妄。很浓烈的一段生活，可没有任何证书能够证明它存在。我可以用很有味道的语言对别人描述四月里关于我的一切，可除此之外呢，谁能证明我不顾一切的生活过，如果连我自己也忘记的话，一切也就根本没发生过。我可以如此轻易的把这段历史抹掉。在丰盛的中心，我感到了某种腐烂，我觉得一切都不过是虚空。我害怕这种感觉，可毕竟，它是真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想给别人讲这些情愫，它也就死了，不明不白的，如同这个世界上无数种无疾而终的情怀，它们在不可知的角落里，正哀伤自己不公的命运，只是我们再也听不到了。 以下是一首给阿飞的诗，里面每句话都是她歌里用过的意象，我不责怪她毁了我20岁的四月，听她的歌就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像一场耗神的爱情游戏，搞不好就会走火入魔，我想事情就是这么严重吧。 四月 蜜糖里包着毒药 血和骨头浇灌着 腐烂，茁壮成长 嫁衣嫁出去的是死亡 灵魂纠缠着身体 为什么它们不能 一样美丽 说什么 说什么 幸福才会来临 我说谁是一个流氓 杀死了你在异乡怀孕的纯洁身体 杀死了你沉湎于幸福的苍白幻想 是哪个帮凶 杀死了你的四月，杀死了你的春天 声音砸在墙壁上身体上 破裂，碎片如刀 你说，音乐是饮鸩止渴 你的四月是这样一个季节 只有欲望，没有花朵 没有泪水，却有死亡 我偏要看看 我的四月和你的 有什么不一样 我要不顾一切的开放 飞蛾扑火的生 我要一头撞在春天的南墙上 开出一片鲜血 鲜艳浓烈的 我无上华美的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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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高晓松写了三首挽歌，纪念一个死去的诗人。那年，诗歌像一片秋天的叶悄悄的落在孕育了它的土地上。那年以后，太阳照常升起，只是没有人记得它曾像佛光一样照亮了那些诗人。如果你听过那些歌会发现它们和革命颂歌一样恢宏壮烈，因为死去的诗人在那个年代的人心里面不啻于烈士。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殉道者也是终结者，在那时，“诗人之死”成了充满形而上意味的命题，正如海子所说，“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惫，忧伤和天才。” 那是一个如水的年代，他们曾有过如水一般的爱情。半块橡皮、一本日记、一缕长发、一条发带，现在有谁还敢相信如此简单的爱情。当年凭校园民谣发迹的那一群人写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追女生，谁也没料到追女生竟然追出一段这么感人的青春。其实，在那些安然躲在象牙塔里的岁月里，爱情几乎可以等同于青春。高晓松说，感伤是终身不愈的残疾。而爱情教会我们感伤。于是，在无数个难以入眠的夜里，一首首如诗般悠扬如水般通透的歌从琴弦上流过，点缀了我们单薄的青春。“每一天在我心上，我为你舞在远方，我是你的花我不管春天有多长。”你不会再见到如此干净，如此无悔，又如此忧伤的爱情。那些歌不够严肃，不够专业，但关于青春以及发生在青春里面无瑕的爱情，你似乎找不出比它更合适的表达方式。它的感人之处在于它的朴素和真实，因此一首三根弦写成的《青春无悔》可以让老狼在录音棚留下眼泪，让他想起和女友在八中门前树上刻下的字，想起那个在现在看来如此不真实的青春。 当他们带着赤子一般的好奇和鲁莽去触碰爱情的时候，世界也在他们面前悄悄打开。爱情不再覆盖整个青春，同桌的她为年少的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开始爱上了睡在上铺的兄弟，爱上了冬季的校园，爱上了看着我们告别的夕阳和红色天空，爱上了年少迷惘的自己，他们爱上了青春的懵懂、冲动和无法挽回的一切，他们爱上了整个青春。高晓松在《那时花开》里借夏雨的口说，“青春是无法被记录的，只能被歌唱，我要开始歌唱了”。“让我唱，让我忘，让我在白发还没沧桑时流浪”。这让我想起那句吉普赛谚语，“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身躯是用来相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而灵魂，是用来歌唱的。”歌唱，原是灵魂最原始的本能和冲动。 “一块大草坪，两把老吉他，三个好朋友，四杯冰啤酒和许多许多好听的歌”。这是91年夏季清华校园歌曲协会成立时的宣传版上写的。我们的青春其实不过如此。可真的不过如此吗？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我们甚至没有一块可以弹琴的草坪，吉他弹不成调，朋友的名字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啤酒只是为了麻痹疲惫的自己，唱一首歌吧，却再也找不回那年唱歌时的心情。看似乏善可陈的青春其实是我们一生最华美的时光。我们最珍贵的宝贝不是挣钱的能力，不是在社会中如鱼得水的本事，而是赤子的良心。我们能为一首诗留下眼泪，能为一首歌无法入眠，能为一个诗人的死而心潮澎湃。在那些可以不计较得失的日子里，让我们全力以赴的向前冲，哪怕明知是绝望的。就像许巍在他的歌页里写的，“曾经的你，以为只要带着那把青春的长剑和赤子的良心，就可以说服自己不出卖理想的灵魂，在最寂寞，和不得不流泪的晚上，即使连自己都在笑自己傻时，依然拔出怀中的长剑，刺痛自己，提醒自己，勇往直前，直到现在。”高晓松说，“爱听歌的孩子都不是坏孩子”，我想是因为他们忘不了自己曾经那个充满赤子良心的青春。 时至今日，很少有人还记得那个年代的吟唱方式，那种大段大段用“比”和“兴”的方式和如今情歌的直白相比过于曲折和晦涩。“是谁的少年，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你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青春依旧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然而那个年代的故事真的还能重演吗？当你陷入日复一日安定庸常的生活中，会不会觉得它遥远的像一个梦境，或者觉得这一切根本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境？ 那天在地铁站看到一个黑衣女子，背着一把吉他和一个小而精致的行李。她模仿着那个年代来北京寻梦的年轻人，她脸上写满了骄傲，她以为自己背负着他们曾经做过的梦。可那个梦已经凉了。当年高晓松为了给自己的乐队买一只鼓而让朋友的女朋友去宿舍募捐，因为没钱打车，他用自行车把鼓从西单一直拖回清华。如果有一把吉他或一套鼓就能实现梦想的话，那么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它近在咫尺。有一次去朋友的宿舍，一张床板，一排书，一把吉他，还有墙上摇滚乐队的海报。没有甜腻的食物，没有昂贵的服装，恍惚中我好像看到了青春，贫穷而满足的青春，充溢着梦想的青春，而不是被物质湮没了的捉襟见肘的青春。那时我希望我可以穷一些。我们生活好了，都不知道该为什么呐喊为什么感伤，做诗和写歌不再是一件万众瞩目的事情，写一首诗也许只有自己心里还能有些虚妄的高尚。写诗成了自娱自乐的游戏，如果有人还能以此为乐的话。我们缺乏的不再是物质，而是情怀，那属于这个年岁的，无法复制的情怀。就像何勇说的，我们连悲伤都那么不合时宜。可能我们残存的拙劣模仿和无谓坚持不过是为了不辜负这单薄的青春吧，虽然它这般乏善可陈。 我们是不合格的追梦人，其实早已无梦可做。 无论如何，我很感谢高晓松。他替每个经历青春缅怀青春以及忘记青春的人歌颂了青春。骂他的人不少，但没人能否定他的才华。很可贵的是，他的锐利和才情并没有被岁月磨平，虽然他在27岁的时候就曾说自己激情日减，匠气频增。02年在老狼专辑里他依然才华横溢，可惜校园民谣过气了，否则他的作品不会这么沉寂。很早以前他出过一张《青春无悔》，除了11首记录青春的歌以外，还有很精彩的文案和歌手的照片。惊讶的发现很多照片都拍摄于清华。原来除了浓郁的书卷气，曾经的清华还充满了诗意。而我见到的清华只留下了学术气息（如果不是匠气的话）。有时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微型的社会，是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演练场，而不是曾经的象牙塔，也许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吧。曾经诞生了无数乐队的东操像一只睡着了的大象，疲惫而忧伤。最近那里好像在建设一个射击馆，晚上又恢复了曾经的热闹，在那种场合下缅怀青春应该别有一番感触。曾经那群如古时儒生斗诗一样斗过琴的歌者也散了，就像歌里唱的，“你离开了这个海洋，只留给了我蓝色回声。”东操的天空依然有蓝色的月光，而我听到的只有他们蓝色的回声。 如果吴虹飞在1993年已疑心那个由学长向她描述的歌唱的时代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古老童话的话，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她见过卢庚戌见过李健见过缪杰，她听过他们唱歌。她曾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无歌的年代里为他们的歌做一点点的证明。而我们拿什么来证明呢？“有一天孩子们问我，那本书写的是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唱起了歌”。而如果我们连那首歌的调子都记不起来呢？如果再没有人听过这些歌，谁来接替我们白衣飘飘的青春呢？ 很喜欢一句话，“青春不消逝，只是迁徙，与青春恍然相逢的刹那，我看到了岁月的慈悲。”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无谓的忧伤，我们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铭记方式，青春期都是相似的，一样有心爱的姑娘和兄弟，一样有排解不掉的烦恼和感伤，只是那个年代流淌的诗意再也无法复制了。“谁不知不觉叹息，叹那不知不觉年纪，谁还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在春天放一首关于青春的歌，回忆和感怀悠悠飘来，恍然不知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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